当前中国农村在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相继推动下加快了向城市化的转型速度,农村原有的平静、朴实、安逸的自然状态被彻底打破。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地位越来越重要。相较于今,建国初期的农村也处于急剧的社会变革中。一系列的制度变革与技术革新,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陆续在农村落实,对当时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些方面至今仍然在影响着农村的发展。济南郊区环绕于旧城区和商埠区周围,地理环境复杂多样,气候属于大陆性季风类型,城乡及周边地区交通发达,市场层级结构相对完整。民国时期,郊区农村人多地少,土地利用方式多样,租佃关系复杂；在城市经济的辐射带动下,农业生产呈现出鲜明的商品化趋势；郊区与市内工商业联系紧密,农民兼业化现象突出,副业生产在郊区经济结构中占有较大比重；此外,由于处于城乡结合部的特殊区位优势,郊区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较高,半农半城特征明显。新中国成立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国家在农村相继进行了一系列宏观制度层面的调整。这一改造过程实现了农村经济所有制形式,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由家庭分散经营向集体化经营的转型。这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对农村的社会经济面貌、个体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济南郊区农村,土地改革将农村社会经济资源在不同阶层之间重新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改善了社会中下层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调动了大多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缩小了郊区农村的贫富差距。但是,以私有制和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经营模式,土地、农具、牲畜等生产要素相对贫乏,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释放。为此国家又在农村进行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展开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农民被组织起来后,郊区政府可以对农村的社会、经济资源进行整合,在劳动力配置、生产要素管理、生产过程的组织、规划等方面,发挥出规模经营的优势,在一定时期内提高了农村的劳动生产率,推动了农作物产量的提高。传统中国是以农立国,田赋和租税是整个国家有效运转的基本物质保障,因此农民往往要遭受沉重的压榨和剥削。新中国成立后,农村旧有的种种不合理的赋税制度逐步废除,建立起税负较低的社会主义农业税制度。这一转变极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理顺了农村的收入再分配格局,使得农民在新的经济体制下,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具备了制度保障。为了配合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确保从农村或取更多的资源,国家在制度层面加大了工农剪刀差,推行了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而建国前济南郊区商品经济发达,存在着数量众多的私营商贩和个体手工业者。伴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进行,郊区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巨大转变。郊区个体私营经济迅速萎缩,国营工商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商品交换模式由市场经济向计划经济转型。郊区农民承担的部分商业角色,渐渐被国营合作商店的店员和社员取代。在农业生产技术层面,我国传统农业技术的传承、推广主要是通过承继方式,这就使得技术更新缓慢,因循守旧,技术推广范围狭窄,导致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整体落后。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国家对农村社会控制力的增强,郊区政府不断引进、推广现代农业生产技术,渐渐改变了郊区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状态。诸如在农田水利建设方面,修缮旧有的水利设施,新建了大量水利工程。通过开沟引渠、疏通河道、深打水井、改进灌溉技术、添置水利设备等,有效提高了农田灌溉面积和灌溉频率,降低了水旱灾害对郊区农业生产的影响。农业生产器械方面,改造旧式农具,引进了大量新式农具,增加了蔬菜保护栽培设备,添置了拖拉机、抽水机、脱谷机、收割机等动力机械,提高了郊区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现代化水平。在田间管理方面,在郊区农村展开了先进耕作技术的普及工作,推广中耕和深耕,提倡细耙、多耙等田间管理技术。作物品种方面,大力推广优良品种的种植,郊区政府组织农民对作物良种进行田间评选,并逐步建立起良种繁育推广机制,有利地促进了郊区农作物品种的更新换代,优化了农产品质量,提高了农业产量。大力推广农作物密植技术,提高了郊区农业生产的精细化、集约化水平,实现了土地自然肥力的最大化利用。在病虫害防治方面,改变了传统的人工捕打模式,逐步推广药剂拌种技术,进行较大规模的喷雾器施打,有效降低了病虫害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同时,郊区还普遍建立各种农业技术推广组织,培训农技人才,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科学化水平的提高。伴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改良,农作物产量、农产品质量等方面都有显著提高,推动了郊区农村经济总量的提高。个体农民的生活水平、农家的收入支出结构、收支平衡状况以及农村经济总量的变化等方面,是衡量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建国初期的济南郊区农村,伴随着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度变革,以及微观层面的技术革新,加之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作物的亩产量和总产量都呈现出上升趋势,农户的农业生产收入显著增加。这就为农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而郊区农民的副业生产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得益于城乡之间顺畅的经济交流渠道,以及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也经历了一段繁荣发展时期,优化了郊区农户的收入结构。当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启动后,市场自由度逐步受限,私营工商业接受改造,国营商业机构普遍在农村设立,造成农民副业生产的种类和规模开始急剧减少。由此导致郊区农家总收入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副业生产在收入结构中所占比重却在逐步下降,农户的收入结构趋向单一化。由于郊区农民总收入的增加,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显著的改善。衣、食、住、行、燃料等方面的消费开支逐年增加,消费方式呈现出城镇化趋势。而且许多富裕农民开始增加精神文化方面的消费支出,购置文化娱乐设施等。但从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来看,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水平较低,济南郊区农民的生活水平虽较建国前改善许多,但是恩格尔系数依然很高,农民仍就处于贫困状态。而从与工人生活水平的横向对比来看,这一时期工人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工农之间的收支差距越来越大。建国之后,国家力量开始全面渗入乡村,并深深影响到农民的日常社会经济活动,对原有的社会阶层格局形成了强烈冲击。在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作用下,农村的社会、经济资源开始按照国家的意愿进行配置,同时也影响到农民各阶层间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从郊区农民不同阶层间的变化情况来看,土改前后是变化最激烈的时期,但当农业合作化逐步推行后,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力加大,农民间实现阶层变动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处于健康和良性的发展状态,一个重要的衡量指标就是看各种社会生产要素的流动程度如何,不同阶层成员之间的流动状况。建国初期的济南郊区农村在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和技术改进活动推动下,实现了各种社会经济生产要素之间的合理流动,为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