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关注制度而产生和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全面地纳入了其分析框架,而制度对经济运行存在影响这一观点早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但对经济运行和金融发展与文化或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关系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在深化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愈来愈看到,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本身即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这个方向,它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向纵深发展：经济与社会发展离不开包括民主、法制、和谐社会与国民素质等大文化内涵的建设和发展。而这一发展方向的确立也必定带来金融资本与文化产业的充分结合。同时,在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制度变迁中,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十分突出,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主体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规范、习惯习俗等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即文化约束将发生边际性的调整,这将不断涌现新问题,有待我们去研究和探索。本文以威廉姆森新制度经济学社会分层理论为研究框架,以文化、行为选择与金融发展的相互关系为主线,在对新古典经济学一般性分析的局限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延续经济社会学的分析思路,从文化演化中的人类理性和偏好假设出发,对文化影响行为选择的微观机理以及文化增进和制约金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分析与研究。非完全理性的行为人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但其偏好并非是同质的而是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并且经济行为人可以在后天通过模仿或学习来形成自己的偏好与理性；各自相异的群体之中的行为人与社会进行互动和交往。认知理性的行为人在群体之间或是群体内部行动,但是无论群体之间还是群体内部都会因利益的争夺而存在多种多样的冲突与矛盾,而社会规则正是对这些利益冲突与矛盾在某种协调下的产物。经济行为人通过群体间和群体内部的社会互动的适应性参与的自发秩序,逐渐演化形成了这种规范社会行为的社会规则,即文化或非正式制度。但随着群体中互动人数的增加、群体规模的扩大与协议力量的不对等,个体开始诉求第三方的正式制度安排,如果引入外部实施机制的成本低于违反现行非正式规则造成的损失,那么非正式规则就会向正式规则转变。在我国的转型时期,金融发展中的文化呈现出“乡土”与“现代”的二元特点,其中“乡土”文化对我国转型期的金融中发是起促进作用的。但随着社会向“现代”和“契约”社会的转型,金融发展中有关法治和正式制度约束的作用将更加重要,而同时教育能促进文化的转型进而促进金融发展。本文研究的主要观点为：第一章是绪论,先对本文选题的理论背景、目的与意义进行了说明,接着阐述了本文的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最后简单介绍了本文的主要内容与创新之处。第二章介绍了经济学一般性理论的构建,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特征进行了归纳与评价,进而提出质疑：经济学是在讲神话故事吗?并进一步指出一般性分析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把研究视角扩展到其他学科寻求帮助。当然,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不会有结果,但不意味着讨论方法论没有意义。方法论的讨论是我们思考研究的“意义的问题和真理的问题”,1因此是很重要的。对此,本文有以下两点认识：(1)是理论应深化人们对现实的了解,理解现象比运用工具重要。(2)没有哪个经济学方法论方法论是绝对正确的,每一种方法都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所以,在每一个科学领域都要鼓励批判的态度。第三章首先介绍了在古典经济学时期,整个社会科学科呈现一种独特的“大”社科的宏大叙事风格,但自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研究开始收缩并与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分野。其次,在经济学收缩的背景下,介绍了经济学与社会科学耦合的产物——经济社会学。其中,本文重点介绍了马克思、韦伯与齐美尔等古典经济社会学先驱的思想,并讨论了马克思与韦伯之争,同时还介绍了当代文化社会学的新理论。第四章是基于文化演化、认知的人类行为研究。首先,本文梳理了经济学中有关文化的四种定义,指出价值观是文化构成的基本要素,并对经济学中文化的研究进行了约定。其次,介绍了经济学中演化思想的渗透,与认知分类及正式、非正式制度划分。在古典经济人超理性的缺陷下,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假设进行了基于认知的扩展,提出了认知理性,指出理性本身是一个学习和认知过程。并进一步在认知理性的基础上,解释了基于认知理性的个体行为模型,包括无意识学习与惯例学习。再次,介绍了哈耶克的群体选择与文化演化思想,以及文化与认知的相互影响。然后在文化均衡模型中,指出通过遗传基因和文化学习获得偏好是内生演化的,行为者遵循习俗的行为选择是占优的,会达到一个文化均衡。最后,介绍了文化演化中的社会网络主体决策行为分析,并进一步探讨了哈耶克的群体选择理论。第五章是对文化与经济金融、轶事、制度的综合考察。首先,对文化与经济以及文化维度、文化层次和文化层级对金融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文献整理、归纳和评述,得出了“文化与金融”必将形成独立的研究领域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对文化与金融的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其次,借鉴贝克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研究范式,对社会热点问题——彭宇案作了文化经济学分析与反思。这一部分内容,事实上也是对上一章文化与人类行为分析的具体应用,从“公平偏好”、“互惠偏好”以及完全和不完全契约方面,以案例的形式考察了道德、利他行为与正式、非正式制度安排。然后,对制度变迁进行了文化分析,从认知嵌入、认知的路劲依赖两个方面对渐进式改革进行了文化再解释。第六章是关于文化与金融发展的分析。首先,解释了我国民间金融发展的文化支撑,发现乡土社会网络有助于形成共同的伦理秩序和克服信息、不对称与道德风险,并且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助于民间金融的复制发展。然后,分析了金融发展的稳定与变迁,在威廉姆森的社会分层框架下,这里的分析方式是自下而上的,重点关注在何种条件下,文化的稳定性会遭到冲击,且这种冲击会导致非正式制度向正式社会制度转变。最后,分析了我国金融发展中的文化转型特征,发现与经济转型的特点类似,我国转型期的文化也呈现出“乡土”与“现代”、“熟悉”与“契约”的双轨制特点。本文实证发现在转型时期,文化对地区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并且还是对我国转型时期低下法律水平的一种有效替代。但随着文化的转型,文化不再“挤出”法律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同时教育能促进文化的转型进而促进金融发展。第七章是本文的结语,对全文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同时对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进行了展望。可能的创新点在于：第一,本文借鉴文化演化的概念进行个体理性和文化偏好的扩展,构建文化分析的微观基础。任何宏观现象是由微观单位组成的,社会也是由个体间互动生成的。在现实中,许多互动结果是超越个体的理性预期的,这意味着个体面临大量的“无知”和“不确定性”。而个体认知是内嵌于各种语言、法律、社会、历史、经济等文化制度之中的,社会文化特征塑造了个体的认知理性。同时,我们通过遗传基因和基于认知的文化学习获得偏好,所以偏好是内生的。第二、构建文化与行为选择分析的理论研究框架。经济学研究的是具体社会关系下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造成的经济现象和后果。由于不同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人来行为机理存在很大的差异,从而会产生不同的社会现象。个体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是理解个体偏好、认知和学习的重要视角。个体行动即受到社会环境的约束和型塑,又能通过互动来调整预期并改变环境。第三、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从理论研究和实证方法两方面探讨“文化与金融研究”会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吗?金融研究中的文化观点缺乏一致性,文化与金融的理论研究要滞后于实证研究,尚不能恰当地嵌入传统金融理论框架之中。就当前的文献而言,维度的方法虽被广泛采用,但其缺点明显,很难成为研究的主流范式。然而随着文化层次、文化层级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以及研究者对“国家之谜”等黑箱的透视,本文认为“文化与金融”必将发展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另外,文实证研究发现,在转型时期文化对地区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并且还是对我国转型时期低下法律水平的一种有效替代。但随着文化的转型,文化不再“挤出”法律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同时教育能促进文化的转型进而促进金融发展。第四、从文化演化而内生出的公平偏好、互惠偏好以及契约设计的角度进一步研究了人类利他行为,并对制度变迁进行了文化维度的再解释。公平心可以带领我们走出囚徒困境,个人的效用函数中除了自利外还应该考虑有无道德(不平等厌恶)这一偏好。和不平等厌恶函数一样,基于互惠的效用函数也能被用于解释慷慨和惩罚行为,而且行为可能既是路径依赖的又是情景相关的。当缺乏信任时,共同获益的合作机会有时不得不被放弃,而社会行为规范,包括伦理的和道德的规则,(可能是)补偿市场失灵的社会反应。另外,如果认知演化本身就表现出所有类型的路径依赖,那么文化就被定义为第三类路径依赖所产生的认知路径依赖以及认知模式间的网络效应,因此,文化是历史性制度变迁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