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各种文学弊病凸显，文学文本整体质量下降，有一个重要的隐密原因，那便是文学史内部结构和文本内部结构在抗战时期已经被破坏，而这种破坏又是由地点带来的。由此牵涉到关于文学与地点的关系，地点表征意义，现当代文学的走向，以及地点在现当代文学中的重要性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 本文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按照新文学发端至抗战前、抗战时期、抗战后至当代做了一个简单的时间分区，它所对应的结构很大程度上是稳定—断裂—混乱三个不同而又彼此关联的状态，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文学内部结构和文学史共有的状态，由地点表征的转变所带来。认识到地点的重要性，但是没有把地点作为对应文学文本发展过程的勇气，这是以往研究地点与文学关系时的通病，以前对地点重要性的研究是有所缺失和有所遮蔽的。地点，这一文化学里的重要定义，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文本的发展历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应该在现有研究基础上不断深挖。 个案讨论是本文的重点。在上述问题的考察中，选择“陪都之陪都”的北碚与《惶惑》、《偷生》的关联意义作为考察的个案，对地点与《惶惑》、《偷生》关联意义的深入分析，代表的是抗战时期文学文本由于地点的转变与介入带来的破裂。对这个个案的分析，为这种破裂的具体路径和具象的表现方式提供了通行的模式。并可以由此作为一个分析的起点和切入口，去做更多类似的个案分析，形成系列之后，让长久被遮蔽的地点浮出历史的地表，成为认知现当代文学文本发展走向的地标，进而找出当代文学文本衰退的真正原因，去做出有意义的疗治。对于个案在文学研究中的作用，虽然不足以得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不同地点和事件都能适用的绝对的规律，但它却能在相类的情形中得到启示，引出对问题的思考。因此对个案的选择是有意义的。在一个微型景观社会里，用新的视角切入，希望能借此更丰富的去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中地点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