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技术哲学也与其他的学术领域一样,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获得了发展,走上了建制化的道路,专业研究者队伍不断壮大,学术论文数量增长迅速。然而,人类的理性知识总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的,特定的技术哲学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追随或研究西方的技术哲学成果对于中国技术哲学是有意义的,但是在关照西方技术哲学发展成果的同时,中国技术哲学需要“学术自觉”。清理并反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技术哲学的建制化进程的经验与问题,是学术自觉的前提,对于中国技术哲学未来的发展以及中国的技术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技术哲学历史发现,中国技术哲学首先是在自然辩证法的建制化背景下得到发展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因邓小平的批示而获得合法地位,因《自然辩证法概论》被设立为研究生政治理论课而使得自然辩证法的学术队伍有了体制化的保障,从而也为技术哲学准备了基本的人员班底。在“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之下“技术哲学学会”也获得了体制化的承认。专门的学术刊物中确定“技术哲学”栏目以及自1985年开始的“全国技术论学术研讨会”以及后来的“全国技术哲学学术会议”为技术哲学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平台。一些大学科技哲学硕士、博士点中技术哲学逐渐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同时配合研究生培养在许多大学开设了“技术哲学”课程。上述建制化的独特的过程直接影响了这一时期中国技术哲学的研究特点,与中国技术哲学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发展相比,技术哲学获得了体制化的认同,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都有显著的增长。在这些研究中对国外技术哲学的引介与研究、技术哲学元研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在三大期刊中的技术哲学文章作者所属的机构绝大部分是大学和研究机构;博士论文的选题中对国外技术哲学家的研究占有一定的比例;学术会议的参会人员较为单一,体制外的角色较少。专业技术哲学学者发表成果主越来越集中于体制内的“三大期刊”。对上述研究状况的分析提示我们要恰当评价建制化对中国技术哲学的意义;技术哲学要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要使技术哲学具有意义和可持续性必须有技术实践者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