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中国的卫生消费费用逐年提升,人们在医疗支出方面的经济负担变得愈发沉重。近年来,“看病难,看病贵”一直是群众热议的民生问题,也是医疗体制改革围绕的重要议题之一。有研究显示,2015年中国医院的医疗收入中,药品收入占医疗总收入——即“药占比”高达39%左右,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家的药占比平均值仅为20%。昂贵的药费不仅加剧了医患矛盾,也导致医药市场的混乱经营,不利于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长远发展。面对高昂的医疗收费,中国将控制“药占比”指标纳入对到公立医院的考核当中。2015年,国家发布《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统称《意见》),当中明确要求:到2017年,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总体降至30%左右(不含中药饮片)。各大公立医院不断采取多种举措达到降低药占比的目的,如动态监测药品、处方药物点评、抗菌药物使用分级管理等。从数据上看,药占比的确有所下降,但药品的总体支出却在增加。而且,出于应对“药占比”管控的需要,一些医院减少了刚需药品采购和供应,增加了可有可无的医疗检查,甚至推诿部分病人救治,反而增加了病人的就医负担,政策效果背离了初衷。本文在对国内外控制药品价格的文献进行归纳的基础上,以“药占比”管控政策为出发点看待“以药养医”机制难以破除的问题,对药占比管控政策背景和现状加以梳理,了解该政策背后的医疗卫生改革和现行的医疗收费制度,探讨药占比的管控政策的出发点,医疗服务收费不合理导致医疗机构对药品销售过分依赖,对药品销售的依赖导致医疗保险基金负担过重,医疗保险基金负担过重导致医疗保险管理部门对医院的用药指标进行了限制。在了解原因背景后,将小政策置入大环境进行考察,以浙江省药占比数据的变化为参考,结合不同医院实际,追踪“药占比”指标从制定到医院落实的路径。阐述院方如何应对“药占比”管控政策,进而改变医生的医疗服务行为。通过博弈心理解释在药占比管控政策下,医生和患者的利益关系变化,说明医生的决策如何改变,从而解释政策最终对试点医院和患者产生怎样的影响。再结合药占比指标本身的特质和医疗服务收费大环境的特点,寻找影响药占比管控政策最终的效果的因素,包括医疗服务的特殊性带来的药品的特殊属性,医疗收费体系缺陷带来的药品监管的失效,寻找到药品流通过程中违背各类限价政策,不断加价的原因,和药占比政策难以实施的问题症结。针对药占比管控政策的缺陷提出系列改进措施,包括优化政策方案,提供政策环境支持,实施过程监管等。医疗卫生系统是一个复杂庞大的体系,药占比管控对于降低药价、合理用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需要更加合理谋划具体的政策内容,把握细节,仔细论证,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而对于政策的负面效应,需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考虑时要结合其他配套政策,避免相互冲突导致政策作用抵消,更需要权衡利弊,才能真正助力医疗卫生改革,从根源上解决“看病贵”问题,给广大群众带来福音。通过对药占比管控政策的讨论,也能看出其他部分政策存在的弊端,并予以重视,从多方位多角度入手进行政策完善,从整个医疗体系的角度看,有利于各类政策的实施,并达到1+1>2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