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耆英在鸦片战争中的外交活动为研究主题，耆英是鸦片战争时期对外交涉的主要代表之一，纵观整个鸦片战争，它是中国近代外交的开端，是中国由封建社会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标志。鸦片战争中，西方坚船利炮打开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的大门，满清统治阶级仓惶应战结果一败涂地。在战事接连败北的情况下，耆英作为清政府外交的代表被推上近代外交的舞台。然而，他从事外交的历程充满了屈辱，无奈。本文主体部分分为三章来研究耆英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外交活动。　　 第一章：鸦片战争前后耆英的禁烟和在奉天口岸的防堵活动。这一部分有两方面的内容：1耆英与禁烟。耆英在战争初期是主张应战的。禁烟态度积极。严令旗人不得吸食鸦片，并将查办不实之该管官员严加参办严札奉天觉罗总族长、内务府三旗佐领，并满洲、蒙古、汉军各协领、佐领，以及各城守尉、协领、防卫尉等，各将所属人员兵丁内，有无吸食鸦片者，分别详细查明，造册呈报，如实无其人，亦务加具印结，每月呈报前来，以凭稽察。　　 耆英还利用保甲制度作为禁烟的手段，为使互保制度发挥作用，耆英饬令地方官员时时留心详察，并派出亲信，对重点地区明察暗访。对阳奉阴违、相互隐匿包庇者，一经查出，严惩不怠。耆英在奉天的禁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广州禁烟开始后，耆英遵从朝廷旨意，在注重海防之时，加紧禁烟活动，并将重点转到防止英船北驶流窜贩烟上来。2耆英在奉天的防堵活动。耆英认为盛京为根本重地，更应严加防守，耆英的思虑是周全的，因此也获得了道光的称许。　　 第二章：鸦片战争中耆英的羁縻外交。这一部分有两方面的内容：1由抵抗转向羁縻。从鸦片战争爆发到道光二十二年五月乍浦失陷前，耆英基本表现出了支持剿夷，对英强硬的态度。但目睹前线战败，英人的坚船利炮，无法抵御，战争已毫无胜利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耆英敢于向道光批露战场真相，主张羁縻，与英人议和停战，是一种可以理解的选择。2.羁縻与订约。道光对夷态度的游移变化使得耆英的羁縻活动一波三折。但他认为议和是维护清统治的惟一选择，坚持与英人交涉。在英方“开炮轰城”的威胁下，中方接受了英方的全部条款。耆英所签定的一系列条约，都是万难之下的无奈之举。　　 第三章：耆英在广州的外交活动。这一部分有两方面的内容：1耆英到广州办理通商。耆英认为英人所最为关心的在于的商务。于是，赴广州办理通商以期外交有所好转。在谈判中固然有主权的损失，但也争得了一些对中国有利的规定，如进口关税的增加，抵制了英人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图谋。2耆英与反入城的斗争。鸦片战争之后，入城与反入城的斗争成为主要待解决的问题，此时耆英陷入两难境地，他赞同几至允诺英人进城不应被过多地指责。　　 结论部分主要对耆英进行评价。　　 本文认为耆英虽不是应歌颂的英雄，但也不必做诛心之论。认定他存心卖国。他不过是当时统治集团中的的一员，思想认识和能力都无法突破时代与阶层的限制，战败和签定不平等条约是两种不同质的制度较量的必然结局，并不是由他羁縻妥协造成的，因而不必将卖国的恶名加在他的身上。耆英与当时的绝大多数官僚一样，颟顸无知，心里常怀私念，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外交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对历史人物的分析不应仅从其自身进行研究，而应把他放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从大的历史背景环境对人物的行为和作用进行考察，以理解历史的复杂和客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