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切实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积极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2002年底,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制度(QFII)的开展,使得人民币在没有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情况下,为境外投资者提供了在一定准入条件下直接投资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可能。此后,随着上市公司在香港发行的H股成为境外资金投资于中国股票市场的主流方式,中国证券市场迎来了新的变革。2014年11月,“沪港通”正式实施,自此,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已经走上新的台阶,中国市场的投资者和境外投资者第一次可以实现双向投资。随着“沪港通”扩容的开展,市场参与面越来越广,参与资金越来越大,这也为A股纳入明晟指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018年6月,中国A股中的234只股票被正式纳入明晟指数(MSCI)中的新兴市场指数,该政策将使得A股市场受到更多的境外投资者的关注,就在A股纳入明晟指数一年之后,2019年9月16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局宣布,经国务院批准,决定取消QFII投资额度限制,这势必为中国A股带来更大的资金动量。对中国股市来说,也将面临空前的挑战和机遇,因为中国A股市场的兴起仅短短30年,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成熟的制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在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进程中,股价崩盘风险乃是关注的重点,避免股价崩盘造成的股票价格大规模持续下跌是资本市场乃至一国经济稳定的关键。我国股市波动受政策的影响因素较大,再加上此次政策实施所带来境外机构投资者的影响,使得A股纳入明晟指数对崩盘风险的影响成为不容忽视的话题,根据“坏消息窖藏”与“羊群效应”等理论的分析,认为A股纳入明晟指数会对股价崩盘风险造成显著性影响。为此,本文实证检验了A股纳入明晟指数对股价崩盘风险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其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和传导路径,为A股纳入明晟指数的积极效果提供经验证据支持,为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模式路径提供借鉴参考。本文选取A股纳入明晟指数(简称A股“入摩”)对股价崩盘风险影响这一命题,探究A股“入摩”实施前后股价崩盘风险的增大或减小,并进一步探讨了影响的方式与传导路径。本文以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为研究区间,即“入摩”政策实施的前后两年时间,以中国首批纳入明晟指数的234只股票为实验组,以负收益率偏态系数(NCSKEW)和收益上下波动率(DUVOL)为衡量股价崩盘风险大小的指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对政策实施前后股价崩盘风险进行回归,以此判断A股纳入明晟指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更进一步,为深入探究A股纳入明晟指数的实施对股价崩盘的影响方式,首先总结出股价崩盘的三大成因,即投资者因素、市场环境因素、公司治理因素。然后建立三条路径检验A股纳入明晟指数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机理:A股“入摩”传导至投资者情绪再影响到股价崩盘风险;A股“入摩”传导至企业信息透明度再影响到股价崩盘风险;A股“入摩”传导至“羊群效应”再影响到股价崩盘风险。最后,结合具体指标探究投资者情绪、企业信息透明度、“羊群效应”在A股纳入明晟指数前后的显著性,以及该指标是否对股价崩盘风险产生影响,据此判断A股纳入明晟指数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的传导路径。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如下结论:A股纳入明晟指数对股价崩盘风险起到了降低的作用。其中,影响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政策的实施增加企业信息透明度,从公司内部治理的改善对股价崩盘风险进行缓解。对于投资者情绪,其在政策实施前后差异并不显著,该传导路径并不成立。至于“羊群效应”,A股“入摩”的确对“羊群效应”指标有所影响,但该影响有限,并不足以显著增加股价崩盘风险,因此该传导路径也不成立。综上三条传导方式,确定A股纳入明晟指数主要通过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改善信息环境,从而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创新点在于,较早实证研究了A股纳入明晟指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结合最新的A股市场数据,得到政策实施至今,较前沿的结论。同时也引入多个中介指标,创新性的提炼出传导路径,全面检验了A股纳入明晟指数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机制,细化了研究内容,为政策的继续开展提供了明确思路。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进程仍在不断的进行当中,纳入明晟指数的股票从数量和纳入因子仍在不断的增加,其他配套制度也在进一步推进中,目前的纳入因子已经初步达成第一阶段目标,即20%,但外资进入中国A股市场仍还有4倍以上增长空间。因此,根据本文研究结论,为使得“入摩”政策更顺利的展开,提出以下建议: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和管理应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原则;上市公司主动提高内部治理水平,促进股价与真实价值回归;建立完善的监管制度,提高监管处罚力度;进一步加快我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步伐,适应更为复杂的市场环境,实现中国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