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借鉴奥布的共文化理论为基本分析框架,以酉阳土家基督徒为个案,对转型时期熟人社会内部的跨群体互动进行民族志考察。酉阳一地富有民教冲突的历史,不同信仰群体间缺乏顺畅的跨文化沟通渠道和健康的跨群体互动关系是导致民与教之间误解与冲突频发的关键性原因。在当前,酉阳土家基督徒由于在宗教信仰上与主流文化传统相背离,成为乡村文化内部被边缘化的、未被充分代表的共文化群体。在社会文化中居于主流优势地位的非信徒从身体、知识等权力话语出发,或以主流优势群体的价值取向为标准,对信徒的共文化身份进行贬低和标签化。受熟人社会交往逻辑的影响,酉阳土家基督徒围绕身份展开对话的共文化实践主要体现为非激进、非分离取向,极力避免正面对抗。其结果是,表面上信徒与非信徒的熟人关系得以维持,没有爆发激烈的交流冲突,但在主流优势群体对文化差异性缺乏理解和包容的前提下,乡村共文化群体难免与主流社会结构进一步疏离,并对熟人社会交往关系的和谐构成隐患。在日常交流语境下,酉阳土家基督徒的共文化传播主要在家庭内部、邻居团转、教会内部和教会与世俗四个交往圈子内展开。信徒应对交流冲突的“以行代言”、“背地批评,当面沉默”、“表达理解”、“代偿”、“表面妥协与重新诠释”等多种共文化实践不被奥布原初的共文化理论框架所囊括,同时又区别于近年来国外研究者对共文化传播实践类型的补充,是独具中国式熟人社会特色的共文化实践。酉阳土家基督徒的上述共文化传播实践明显受到熟人社会交往逻辑影响,即出于维护交往关系长久性、稳定性的需要,强调“以和为贵”,遵循““情面原则”,并通过策略性地“名实分离”来缓解跨文化礼仪互动中的信仰冲突。研究通过“深描”揭示了熟人社会作为一个特定交流情境对共文化传播的影响作用,并在共文化实践类型上对共文化理论形成了本土化创新。本文通过对酉阳土家基督徒的民族志考察,发现出自内部的“夹生人”不同于来自异乡的“陌生人”,而是介于陌生与熟悉之间的中间状态,可以对西梅尔的“陌生人”理论和“熟人社会”相关概念形成有益补充。以“夹生”一词描述乡村共文化群体的跨群体互动情况,至少体现以下三重含义:首先,共文化群体与主流优势群体在生活层面保持熟人交往,但在信仰层面存在陌生距离;其次,互动双方同时感受到对方不易相处、不好沟通的交流压力;再次,乡村共文化群体有如土壤夹缝中的石砾,与其所在的乡土之间有着共存共生的密切关系。“夹生人”并非游走于社会边缘的陌生人,而是深深镶嵌于熟人社会的土壤之中。从乡村共文化群体的视角出发,“夹生人”在跨文化交流中表现出强烈的“嵌入”动机,渴望得到主流社会结构的包容与接纳;从主流优势群体的视角出发,文化异质性是对熟人社会固有交往关系的破坏性力量,因而以“抵触”的态度和行为对“夹生人”的共文化传播形成阻力。不过,这种阻力也可以理解为乡土支撑嵌入物所必不可少的反向作用力。从这个意义上看,主流优势群体与“夹生人”完全有可能通过跨文化互动彼此“磨合”,共同为转型时期留守乡村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