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本论文的选题，笔者斟酌再三。这篇论文属于个案研究，没有对所研究的“个案”进行竭泽而渔式的探讨，而是撷取佛禅一脉进行研究，之所以如此，有几个方面的考量：第一，一些学者已经对张耒的诗文艺术、内容、思想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综合性考论，故对张耒个人进行全面析考意义不大，难有突破和创新；第二，湛芬、韩文奇等先生虽对张耒理学、禅学思想进行了阐述，但未得十分深入，这也为本篇论文的探究留下了空间；第三，对考察角度和范囿需谨慎。既然探讨个案，就不能过于宏观，求全责备。但亦不可专精于蝇头锥颖，使求证沦于片面。孔令宏先生说得很有道理：视域的确定很重要。视域过大过宽过广，看似无所不包，实则往往粗疏，犹如蜻蜓点水。视域过小过狭过窄，往往越往细处钻研越感到吃力，甚至有力不从心之感。这往往被讥笑为钻牛角尖或繁琐。1基于以上三点思考，本文将题目定于“张耒诗文佛缘禅境”，即将探讨的视角和阈限集中在张耒佛禅思想的原委和诗文中的禅学境界。张耒（1054——1114），字文潜，祖籍毫州谯县(今安徽亳县)，后迁居楚州(今淮安)。2“弱冠第进士，历临淮主簿、寿安尉、咸平县丞。入为太学录，范纯仁以馆阁荐试，迁秘书省正字、著作左郎、秘书丞、著作郎、史馆检讨。世称宛丘先生、肥仙。张耒有佛业宿根，其外祖李宗易一生追崇白居易，受白氏的佛悟影响较大，故其诗文平易之中溢生出勃勃禅趣。张耒青少年游学于陈，日受外祖熏染，其诗文内蕴定慧，外逸禅趣，熙宁八年（1075年）张耒应大苏之邀作《超然台赋》即可为证。此是张耒佛缘的重要渊薮。“苏门蜀学”是北宋“理学”与“传统蜀学”共同孕育出的集地域性、集团性、政党性、学术性于一身的概念。“苏门蜀学”以儒为体，旁通三教，惯习佛禅，又重经史，这些对厕身“苏门”的张耒影响很大。虽然张耒非“援禅入诗文”的开拓者，但作为“蜀学”的承继者，他很好地传续了“蜀学”重禅的优良传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宋诗的哲理性与思辨性为中华民族的诗歌宝库又增添了一抹亮色，使其脱离了唐诗的窠臼，表现出了自身独特的魅力，为其余朝代所不及。除了继承了“道”、“玄”、“自然”、“逍遥”等传统“心学”之外，宋诗本身又带着三分禅心，这种文学趋向决不应被我们漠视，以禅心折观宋诗，反而能为我们深入体会宋诗的三昧提供全新的视角。历来研究张文潜的同道很多，他们多对张耒诗文的现实主义倾向和理学论断进行阐发，但对张耒诗文之中的禅学思想不大着意。本文虽属个案研究，但力求可以以点带面，以张耒诗文管窥宋代诗文的整体风尚，以禅意佛心蠡测宋代独特的诗文面目。我们自然会思考宋诗与佛禅的关系，以张耒个体来讲，他之所以会在自己的诗文之中表现其或绰约或郁勃的禅性总会沉积着各式各色的缘由，这会给我们自然带入其人与佛及诗与禅之世界。儒家经世济用之观念烙记在每位儒者内心，他们为实现政治抱负而甘愿毕其一生心血追求“致君尧舜、醇化黎元”的儒业。这早年的进取心终争不过残酷的政治斗争，“党争”后的张耒敛性收心，主动请求外调以期避祸远锢，其儒教的进取之念遭受重创，其“逃禅”之念似更执着。回头看来，政治斗争是张耒产生“逃禅”之念的动因之一。在封建社会，一旦士大夫的施政理念得不到统治集团的支持，那么他们通常会选择逃避来寻求妥协，这是儒性的无奈。由“入世”到“逃禅”似乎成就张耒等儒者历劫之后的题中之义。唐代诸贤仙株各异，每个个体皆光彩照人，他们之间虽相互抵赏却和而不同。宋代文人与唐贤之别就在于他们已经有了集体意识，政治集团自不必说，以学术为纽带便可以形成各样的集体，而一个学术集体的“集体意识”又自然会为其成员提供学术导向。张耒籍苏辙之力厕身苏门集体，成为苏轼门生。苏轼本人及苏门集团成员的崇禅意识对张耒自然会有很大影响，加之同遭贬谪历尽宦游之苦，回头再看禅心势必更为澄澈，张耒留心佛禅与这种“集体意识”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