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我国农村积贫积弱问题严重,大量的农村人口未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处于贫困阶段。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党和国家不断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至“十三五”之前,我国仍有大量农村贫困人口,脱除贫困仍然是制约我国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2013年底,习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过程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2015年总书记又进一步提出了六个精准,即“对象要精准、项目安排要精准、资金使用要精准、措施到位要精准、因村派人要精准、脱贫成效要精准”,自此精准扶贫已经有了一个能在全国贫困地区进行实践的行动指南,我国的扶贫重点工作完成了从区域扶贫到精准扶贫的转变。2020年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相对贫困却还在一定时期内长期存在,脱贫攻坚举措将逐步调整为面对相对贫困的日常性帮扶措施并将其统一放在乡村振兴的架构下安排。从“精准扶贫”到“乡村振兴”的转换,给国家和社会都提出了挑战。其主要挑战包括: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的落后、人才流失等问题使得城乡经济难以协调发展,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明显不足。精准扶贫突破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瓶颈,下一阶段,乡村振兴直指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也对乡村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国家和社会资源会持续输入乡村,以往相对封闭的环境进一步改变。另一方面,国家也会从如何对乡村精准赋能进行更深的探索和实践,探索制度转型的更优路径,实现现代化治理。2021年,笔者对秭归县处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衔接期的九畹溪镇K村、X村研发现,国家对于这两个重点贫困村的建设力度大,一方面投入资源力度大,另一方面建设范围广。对于其政策追求,国家预想在解决贫困,提高村民待遇的同时,给村委带来经营性资产,提高村委的收入,增强村委的“造血能力”。在此过程中,K村和X村都硕果累累。K村脱贫进展高效,随着正式制度下沉,能够依靠国家力量解决实际问题,完成脱贫目标。然而,在实际调研中也发现,与此同时带来的代价是基于非正式制度的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失效,集体内部认同感降低。反观X村,非正式制度持续发挥作用,一方面,努力破解“等靠要”的路径依赖。另一方面,也能顺利完成脱贫目标,增长集体认同。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精准扶贫会打破原有内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模式,正式制度下沉后进行一定的调适,主导村庄的治理。而有些村庄的非正式制度却持续发挥作用,在正式制度环境中完成制度的正式化治理?本文以制度主义为视角,通过对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期的考察,揭示国家介入如何影响农村制度的框架、路径与边界,进而如何带来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关系的改变。通过实证调研发现,正式制度下沉会对村庄原有的制度框架造成影响,这从制度主义视角为国家和社会赋能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最为重要的是,这为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衔接期的制度互动提供了观察视角,并且为乡村振兴的制度转型提供了简略的优化方略。本文采取了 1.案例分析法2.结构访谈法3.基于扎根理论的编码研究法（质性研究方法上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