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指文本之间的关系。互文性这一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经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创立以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克里斯蒂娃将互文性定义为：“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Kristeva,1980:66)互文性理论的提出，不仅为文本理论注入了新的社会历史文化意义，同时也为翻译理论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本文拟将互文性理论应用于诗歌翻译研究中。诗歌一直被视为语言的精粹，文化的瑰宝，中国古典诗歌更是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世界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古典诗歌以简约取胜，讲究格律，意象丰富，隐含意义多，想像空间大。诗人或咏物言志、或记事抒情、或借古喻今、或寄情山水，常用典化句，互文特征明显。文本之间彼此参照，相互牵连，每一个文本都是过去引文的新织体，形成了一个潜力无限的文本网络，以此构成文本的社会文化体系。作为跨语际、跨文化的翻译，要成功地将中国古典诗歌译介到全球，其任务可谓任重而道远。因此，有效处理古典诗歌翻译中的互文性，有利于克服语言转换中的障碍，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化的交流和传播。《长恨歌》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一首叙事长诗，作为白居易的代表作之一，该诗以其优美的语言、生动的描写，谱写了一曲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浪漫真切的爱情悲歌。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其生活的真实性，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而该诗的首个英译本自1901年问世以来，俾使众多海外读者也领略了那“一篇长恨有风情”。近年来，对《长恨歌》英译本的研究日渐增多，然而，从互文性的视角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以互文性理论为指导，分别选取了弗莱彻(W.Fletcher)，许渊冲和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的三个《长恨歌》英译本作为个案研究。本文主要采用了以下两种研究方法：一是本文主体部分运用了对比分析的方法。文章从比较《长恨歌》的三个不同译本入手，通过对诗歌中典故、意象和音韵翻译策略和效果的分析，考察各个译本的得失，从而得出互文性理论对于诗歌翻译和文化传播的影响。二是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通过词频统计软件Concordance3.3和汉语分词系统NLPIR对原文中典故、意象和音韵的翻译，做出词汇层面的统计，更直观地反映了三个译本的长短优劣，使研究更具有说服力。本文共分为五部分：引言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文章结构等。第一章为文献综述，对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研究和《长恨歌》的英译研究进行了阐述。第二章介绍了本文的理论框架——互文性理论的源起、形成和发展过程，探讨了互文性理论与诗歌翻译的相关性。第三章对诗人白居易及其《长恨歌》做了简要介绍，并分别从典故、意象和音韵三个方面，对《长恨歌》中的三个英文译本进行了对比分析。最后为结论部分。笔者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中包含着大量的互文性指涉，三个不同译本的译者由于所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不同，对互文性指涉的理解程度有异，因此，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也各不相同。总体来看，弗莱彻的译文通俗易懂，更易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许渊冲的译文注重意译，躬行了他在诗歌翻译中矢志追求“音美、形美、意美”的“三美”主张;杨宪益夫妇的译文强调直译，译文风格忠实、明快。笔者认为：在诗歌翻译过程中，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诗歌译者首先要能够识别、理解并阐释蕴涵于源语中的互文性手段，然后通过其扎实的中英文功底和娴熟的跨语言交际能力，将互文性指涉恰到好处地转换为目的语。将诗歌翻译置于互文性理论的背景下进行考察，既有助于译者突破文化隔阂，有效地进行翻译，又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中的文化内涵。互文性理论为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拓宽了新的思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