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市场建立以来，成绩斐然，短短的10几年时间，已经发展到总市值6000亿美元的规模，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亚太证券市场。证券市场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结构和国有经济战略性的调整创造了条件，也为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打下了基础，对于提高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现代金融体制的改革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在中国证券市场还存在许多不足，其中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会计信息失真、信息披露不完整、二级市场炒作等问题尤为突出。大量的研究和统计显示，许多企业为了取得融资资格，通过各种手段操纵盈余。盈余管理并非我国特有的现象，其起源并盛行于发达国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阿瑟·利威特指出，盈余管理已成为美国证券市场上司空见惯却无人挑战的习惯，它已经演化成市场参与者之间的、违背市场原则的游戏。有效市场假说、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委托代理理论，构成了盈余管理研究的理论基石。分红计划假设、债务契约假设和政治成本假设是分析盈余管理的基础。在研究盈余管理时，研究人员首先必须确定企业在没有进行盈余管理情形下的盈余。一般是先判定企业管理当局在何种情况下存在盈余管理的动机，然后确定没有盈余管理动机企业的真实盈余，以此来推断有盈余管理动机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基于对盈余管理研究的角度不同，目前有三类模型用于评估盈余管理的存在性或者程度，分别是目前的主流模型——总应计利润模型、具体应计利润模型和盈余与应计利润分布模型。Jones模型、修正Jones模型和KS模型是主要的总应计利润模型。论文发现Jones模型和修正Jones模型在研究中国股权融资盈余管理时存在两方面的不足，一是解释能力偏低，二是能够通过参数检验的比例只有30%，主要原因是Jones模型和修正Jones模型没有考虑短期费用，而上市公司可以通过短期费用来从事盈余管理，而且论文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短期费用与主营业务收入不存在相关关系。基于上述不足，论文对影响应计利润的科目进行分析后，重新构造了新的应计利润模型，新模型的解释能力和通过参数检验的比例大大提高，达到国际上同类研究的水平。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在IPO前后财务状况的描述性分析表明，IPO企业可能在IPO前存在盈余管理。对其程度的实证分析发现：IPO企业在IPO前一年、IPO当年和次年存在盈余管理，其中在IPO当年为年初总资产的7.87%，在其余年度不存在盈余管理，同时还发现信用交易是重要的盈余管理工具。论文发现在公布配股信息前两年、当年和次年（－2～＋1年），配股企业都进行了向上的盈余管理，而在其后没有发现盈余管理的证据。从实施配股为零点看，配股企业在配股前和配股当年确实进行了盈余管理。配股前三年的盈余管理程度为每年年初总资产的5～7%，远大于美国的2～4%和韩国的1.52%。在配股后次年和第三年，上市公司没有发现盈余管理的证据，令人感兴趣的是，在配股后第二年，发现了有负的盈余管理，说明上市公司对其在配股前的盈余管理进行了适度的冲回，同时也发现信用交易是重要的盈余管理工具。进一步，论文发现配股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与企业规模、负债水平、经营现金流量净额和非流通股股东参与配股的程度负相关，与融资额和非流通股的比率正相关。论文还对配股后配股企业的市场反映进行了研究，配股后扣除市场调整因素后的累积超常收益率逐渐增加，在第15月达到最高，此时配股企业投资收益比市场平均收益高20%。论文发现，盈余管理程度低的配股企业的表现优于盈余管理程度高的企业，而且超常收益主要来自配股后的第一年。论文进一步发现：超常收益率与企业规模负相关，与当年净利润增长正相关，与配股融资规模负相关和与账面/市值比正相关。累积超常收益率虽然与配股当年的<WP=6>盈余管理水平和非流通股股东配股参与度负相关，但是缺乏显著性，这说明盈余管理对我国证券市场投资收益的影响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