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通俗文学尤其是通俗小说一翼的武侠小说,自汉代史家传记发轫,遂开始一段漫长的绵延或者说成长过程,而在此间过程中,似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民国旧派武侠、港台新派武侠、大陆新武侠等各个时代关于文学种类的特定称谓中,均留下了武侠小说在内容与形式上积极参与的痕迹,并以此昭示着自身作为一种文学类型的独立品格与存在价值。至于“民国旧派武侠”与“港台新派武侠”则是两个不容小觑的小说流派,此不仅缘由两者之间所存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在于两者将拥有深厚历史发展传统的武侠小说的演变轨迹衔接或延续了起来,而非令其徒然淹没于大陆或港台因地缘关系所导致的政治话语博弈之中。当然,新旧派武侠小说自是各有千秋各擅胜场,但武侠小说作者与武侠小说作为一对矛盾体所孕育的依附或制约关系,却是此两个分属不同区域的小说流派无法规避的一种共性现象。此一共性现象即为“作者名世悖论”此一自相矛盾的命题,具体可阐释为武侠小说作者所欲名世方式与实际名世方式之间的一种吊诡关系,或者说自我价值判断与他人价值判断之间所存在的一种不均衡的认知关系。“名世”一词并非仅指涉武侠小说作者此一文学创造主体,同时指涉武侠小说此一文学创造客体,甚至指涉武侠小说创作此一项文艺生产劳动。三者之间虽共同织就了人、物、事相互勾连的资源配置形式,却也引发了主客体之间诡异莫名的矛盾冲突甚或是感情纠葛。毕竟,因受正统文艺观念的波及,武侠小说作为一门“次级文类”长期屈居末流,武侠小说作者也往往因之饱受文本自卑情绪的摧残,尤其是当武侠小说作者尚处于籍籍无名之际,此种情绪无疑显得更为浓烈,却也最具真实性。但令人疑惑的是武侠小说者称名于世之后,此种情绪的流露却显得暧昧不明甚或真假难测,并最终致使武侠小说作者的前期声明与后期制作之间形成一种言行谬误。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艺生产劳动,在某种程度上可冠之于事业二字,在此间事业的打造过程中便会涉及武侠小说作者称名于世的具体方式,主要包括同事者间的事业传染以及合著者间的事业分合两种具体而微的形式。分而述之,在“民国旧派武侠”中,可纳入同事者间事业传染范畴的有还珠楼主与朱贞木,可纳入合著者间事业分合范畴的有宫白羽与郑证因;在“港台新派武侠”中,可纳入同事者间事业传染范畴的有梁羽生与金庸,可纳入合著者间事业分合范畴有金庸与倪匡,古龙及其捉刀者。另外,鉴于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作为通俗文学左膀右臂的现实状况,又使得创作此两种小说题材的作者的并置解读成为必要选择,如言情小说作者张恨水与武侠小说作者宫白羽便可据此种标准作一体言说。此不仅缘由武侠小说与言情小说此两种小说类型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共性及异质性所在,更在于张恨水与宫白羽对武侠小说、言情小说等隶属于旧文艺范畴的通俗文学的态度问题——张恨水本欲为旧文艺立身请命,却引领了传统章回小说的现代革命;宫白羽本欲为旧文艺挖穴造墓,却转战为此间荷旗的时代舵手。这无疑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文学或社会现象,而作者名世悖论亦存在于关于张恨水与宫白羽对比解读之中。再者,“作者名世悖论”作为一种新旧派武侠小说作者此一创作群体的共性现象,并非仅仅纠缠于武侠小说作者称名于世的过程中,为同事者、合著者包裹的社会人际关系之内,亦表现在武侠小说的主题表述、人物塑造、叙事技巧、门派传承等内部构造方面。至于此内部构造方面则指向武侠小说作为一种文学题材生成过程中所酝酿的自足机制,而这种自足机制无疑又会对武侠小说作者起着一种引导或规训作用,这便使得武侠小说作者对武侠小说的肌理(主题表述、人物塑造、叙事技巧、门派传承)组织方面担负着一种建设与破坏的双重作用,此是“作者名世悖论”这一命题的另一种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