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诞生以来,出版机构作为生成、传播言论的综合性社会组织,在推动社会发展与变革、启发民众智慧与觉悟的进程中发挥着极为独特的作用。尤其是在新旧交替、众声喧哗的社会语境下,出版机构能否明辨历史前进的趋向、能否把握时代的核心价值取向并做出积极的响应,决定着一个出版机构的存在意义与历史地位。而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运动中命运的变迁极为典型地确证了作为交流言论、碰撞思想的出版组织与社会思潮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复杂关系。在新文化运动前期,商务印书馆因未能对新文化运动这股极具变革意义和先锋性质的思想潮流做出有效地回应,成为了“被革新”、“被批判”的对象。然而,商务印书馆的可贵之处在于,它能够在批判和攻击中冷静地审视自身、反思自我,并积极地做出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调整。随后,商务印书馆不仅积极寻求与新文化运动核心领导力量的合作,还自觉地进行着自身的改革与创新,以期能更好地适应并推动新文化的发展,在新的文化场域中占据有利地位。本文由引言、主体部分的三章和结语共同组成。引言主要是对商务印书馆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及场域理论的相关梳理。第一章立足于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运动前期遭受的舆论冲击与现实压力,探讨其改革的必然性与重要性,在社会变革的转折时期,商务印书馆作为传播思想文化的重要组织,对其自身的制度、机构和人员以及期刊杂志进行彻底的整改,是其在顺应时代进步潮流的过程中为谋求自身的进步与发展所做出的必然选择。第二章立足于改革后的商务印书馆与文学研究会在文化精神、社会立场以及文学追求上的高度契合,着重探讨了两者在新文化运动期间的相互合作和互相推动的关系。以唤醒民众为目的文学研究会,亟需借助具有广泛影响的出版机构为依托来扩大自己的受众,而商务印书馆则希望通过引进文学研究会的文化资本,来提高自己在新文化场域中的位置。于是《小说月报》成为两者合作的平台,并成为了推动新文化运动继续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第三章则以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的合作来展开论述,分析两者合作的历史渊源及现实根源。作为学术界和思想界领导者的北京大学为商务印书馆提供了具有先进思想和革新意识的作家队伍和理论资源,而占据出版界半壁江山的商务印书馆则为北京大学提供了有效的出版渠道以及广泛的读者资源,双方互惠互利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最有成就的“双子星座”。结语则回溯全文内容,进一步阐释商务印书馆为适应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趋势所做出的改革,明确调整后的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及承担的社会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