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两国自古以来都属于儒家文化圈，在文化上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两国文学的交流和影响也很频繁。自从19世纪末以来，两国都面临了相似的历史命运。特别是中国东北和韩国都遭到了日本的侵略，这导致两地文学形成了类似的历史语境，在文学史上有了许多相似之处，主要是沦陷区文学和流亡文学的发生。本文采用比较文学中的历史类型学和形象学的方法，比较全面地对两地的沦陷区文学和流亡文学做了平行研究。 本文的主体分成三个部分：两地的沦陷区文学的比较，两地的流亡文学的比较和从形象学角度对两地文学中的他者形象进行比较研究。本论文第一部分是对两地沦陷区的文学的比较。首先介绍了日帝的文化政策及其对东北和韩国的文学造成的影响。然后重点总结了沦陷区文学的特点：第一，抵抗精神的多元表现体现在文学中直接反抗和间接反抗的并存。直接反抗的作品主要出现在日帝刚刚侵入两地，还来不及建立自己的文化统治的时期。抵抗文学的主体还是间接反抗的作品，这主要是那些客观描写沦陷区黑暗的作品，这更加突出了日帝统治的黑暗现实，成为反日文学的基础。第二，是颓废文学的兴起和衰落。颓废文学是人们陷入“民族术路”时的悲观绝望在文学上的表现，因为其对现实的漠视而显得不合时宜，所以难逃被淘汰的命运。最后，我把梁山丁的《绿色的谷》和李箕永的《故乡》作了对比。《绿色的谷》是东北沦陷区的“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品，《故乡》也是韩国“农民文学”中的名篇。两篇小说都诞生于日帝统治时期，都以农村和农民为描写对象。“乡土文学”和“农民文学”的相似性在于，它们的关注点都在农村和农民的生活，都是通过对日帝统治下社会底层的普通人的苦难生活的描写来揭露日帝统治的黑暗。 我在论文的第二章里面用历史类型学的方法来对比两地的流亡文学。首先我分析了流亡文学的内涵，即流亡文学产生的先决条件是非正常的动乱的社会环境，而对国家前途的关注和对自身命运的感悟则是流亡文学在主题上的主要特色。根据这一分析，我总结了两地流亡文学的特点:1两地文学都具有“思乡”的特点，这里的“思乡”既包含对家乡的怀念，也包含对家乡的审视和批判。另外，这种思乡意识的另外一种表现是归乡意识的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流亡者的这种回归的趋向，本身就暗含了反抗的意味。2两地流亡文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反抗倾向。他们一方面用自己的笔揭露日帝统治的残暴和黑暗，另一方面则是以强烈的反帝意识描写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在这一章的最后部分我将萧红的《生死场》和姜敬爱的《人间问题》进行了对比，我的对比在以下两个方面展开:第一个方面是考察两部小说中复杂的历史意识，这些历史意识包括民族意识阶级意识和女性意识，我主要关注的是她们是如何在自己的小说中处理这些复杂的历史意识的。第二个方面是考察两个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共同关注。 论文的最后部分是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方法对东北现代文学中的韩国形象与韩国现代文学中的东北形象进行对比。首先，我总结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韩国人形象的出现原因及其特点，以及韩国现代文学开化期中对中国人形象的描写。然后，我重点分析了东北现代文学以及韩国现代文学中的对方形象。相对于“九·一八”以前的作品，东北作家笔下的韩国人形象有了以下的变化:第一，韩国爱国者形象从爱国主义战士转变为国际主义战士;第二，对韩国人形象描写范围的扩大和层面的深化。我将韩国作家一主要是流亡作家笔下的东北形象分成了四类:保存力量的流亡地形象，知识分子眼中的罪恶世界，移民眼中的希望之地，革命志士眼中的复国基地。在最后，我采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方法对李辉英的小说《万宝山》，安寿吉的小说《水稻》和伊藤永之介的小说《万宝山》进行了比较。通过对三部小说中“他者”形象的不同叙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作家个人的历史观、价值立场以及审美观的不同，会导致对同一事件的相异甚至是截然不同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