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探究的是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化为什么能够影响外交政策？是怎样影响的？基于这一研究目的，本文“由论到史”分为两大部分:理论部分和实证部分。　　第一部分以唯物辩证法为研究的哲学原则，主要采用了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范式，对关键概念作了界定，揭示了概念自身的辩证矛盾，发掘了概念间的联系，提出了一系列假设并把它们逻辑地联结起来形成假说。基本假设是:1、国家利益决定外交政策;2、人（国民）决定国家利益;3、文化影响人。假设之间的逻辑链条是:文化影响人，人决定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决定外交政策。这就是说，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以“人”和“国家利益”为中介的。“文化”和“国家利益”是本文的核心概念。这就回答了文化为什么能够影响外交政策。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利益来源于人的需要，它的产生经历了从人的需要到人的劳动再到社会关系的逻辑链条。人为了生存必须设法满足自己的需要，即通过一定的途径获取需要对象。人要满足需要就必须进行生产劳动并在生产劳动中结成各种社会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以生产关系为核心的经济关系，经济关系在阶级社会中集中体现为阶级关系。社会关系一旦形成，不仅使人们在特定的社会范围内生产和生活，而且还支配着生产成果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因而本质上制约着人们需要的满足，这就使人与需要对象的之间的关系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了，需要由此以个人的生理和心理形式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社会特性，于是利益产生了。利益就是基于一定生产基础上获得了社会内容和特性的需要。　　由利益的产生过程可知，利益是需要和实现需要的手段的统一。利益的实现是需要的满足，即需要客体的获取，而需要对象的获取决定于手段——社会关系，以及利益主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而利益主体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是由其所享有的相对权力决定的。因此，利益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利益的核心是权力，特别是相对权力。利益的判定首先是对需要对象的评价与确定，其次是对获取需要对象的手段、能力的评估。对需要对象的评价与确定过程其实是价值判断的形成过程。因此判定了的利益具有价值性。　　国家利益是特殊主体的利益，除具有其自身独特性以外，也具有利益的一般特点。国家利益来源于国家的需要。国家利益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在国内政治中表现为阶级关系，主要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在国际政治中除表现为阶级关系外还表现为国际关系，主要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国家利益的核心也是权力。对国家利益的判定首先要确定需要对象，其次要对实现需要的手段进行评估。判定了的国家利益具有价值性。　　本文以国家利益的判定特点为基础，结合价值判断的形成过程的知识揭示了文化影响国家利益的内在机理，从而具体回答了文化是怎样影响外交政策的。　　国家利益包括物资利益和精神利益。由于作为国家利益核心的权力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和物质财富以及暴力（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而且物质的东西不但能够满足物质需要还能够至少部分地满足精神需要，因此物质利益是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就从总体上证明了作为精神的东西的文化对决定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的影响尽管是重要的，但却是相对有限的。　　文化以两种形式影响外交政策:一是作为外交政策的动力因素，这种动力因素与外交政策的权力动因常常是一致的;二是作为外交政策的内容，表现为以文化保护和文化输出为特色的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是国家权力诉求的工具。文化对外交政策，特别是大国外交政策产生重要的、持久的影响，但由于权力构成的基础是物质，因而其影响是相对有限的。　　第二部分以美国的“大中东计划”为例对第一部分作了实证:把该计划置于美国的“输出民主”战略中，分析了其宏观和微观历史背景，说明了“大中东计划”是美国“输出民主”战略的延续，进而表明文化对外交政策具有持久的影响，但同时也表明以文化为内容的外交政策具有鲜明的工具性和可选择性;结合第一部分的理论，分析了“大中东计划”的文化影响机理和硬权力动因，说明了文化虽然为美国的扩张性外交政策提供了形而上的逻辑和现实内容，从而为美国的扩张提供了持久的动力，但这种动力相对于源自物质利益的动力是有限的。　　结语部分对本文的核心内容——文化影响外交政策的机理作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