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模糊性为法律解释提供了空间,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任何法律规范不经解释都将无法适用。因为,这样的观点对于法治是有害的。第一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扩大解释的概念应当是,在刑法条文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之内,扩张刑法条文用语的通常含义,赋予刑法条文用语比其通常含义更广的解释方法。刑事古典学派时期,为了解决法外恣意的问题,不允许对刑法进行解释,当然更不允许扩大解释。刑事实证学派时期,为了更好的保护社会利益,主张对刑法条文要采取灵活的解释态度,因而扩大解释被允许。后来,为了在保障人权与社会利益之间寻求平衡,一致认为应当谨慎使用扩大解释。刑法中的扩大解释的主要疑难问题在于:扩大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关系、扩大解释结论的合理性检验以及隐藏在这些问题背后的容忍原则的限度问题。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律主义并不排斥扩大解释的使用,只是禁止类推解释。扩大解释不但能让罪刑法定原则形式侧面的内容得以贯彻实施,而且能够最大程度的释放刑法典的活力以应对实践需求。刑法的明确性要求并不排斥扩大解释,并且在承认扩大解释的前提下还可以促使司法者达致更大程度的明确。扩大解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刑罚的适正,有助于实质正义的实现。但是扩大解释的限度必然会受到容忍原则的影响,并且无法消除这种影响。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哈特的开放结构理论等都表达了一种对语言含义范围无法划界的观点。凯尔森的完成原则、德沃金的正确答案理论,也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一些问题,无法得出一个确定的含义边界。所以,我们只能依靠纯粹的怀疑来判断,边界案例中的事实是否属于法条用语的边缘含义范围。认为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无法区分的观点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不应当支持。我们不应当放弃刑法中法条字面含义范围这一正义之幕,为价值判断提供大致的范围。第三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我们应当重视对扩大解释结论的合理性检验,不能以是否有利于被告人来判断扩大解释结论的合理性问题。对于抽象的法定刑升格条件,虽然是一个“虚设标准”,但是仍然存在典型情形与非典型情形,因此也存在扩大解释的可能,值得我们关注。对扩大解释结论的检验可以从形式与实质两个侧面来展开:形式的侧面可以从立法原意、法条字面含义范围、解释结论包含的边缘行为类型与典型行为类型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体现的主观恶性是否相当等,来判断解释结论的合理性。实质的侧面则可以从是否违反了刑法的安定性与稳定性、刑法的谦抑性以及是否具有处罚必要性这几个方面来考虑。不具有合理性的扩大解释结论,虽然处于刑法用语的边缘含义范围内,不得采用。第四部分的主要内容是:立法解释中的扩大解释规定,在数量上较之于司法解释较少,但是依然值得我们谨慎对待。这些立法解释中的扩大解释中有合理的内容如将“书信”扩大解释为包含邮件等;也有不合理的内容如将“信用卡”扩大解释为包含借记卡。因此,立法者在立法解释中作出扩大规定时,应当对扩大解释结论以上文提出的标准严格检验,不得以立法解释的形式侵入立法领域,违背刑事法律精神。司法解释中的扩大解释规定非常多,有适当的扩大解释如将销售假药、劣药罪中的“销售”扩大解释为“有偿使用、以出卖为目的而购买、储存的行为”;但不当扩大刑法条文的数量更多,如将生产、销售医用器材罪中的“销售”扩大解释为“购买、使用、购买并有偿使用”。因此,解释者在制定司法解释时,对作出解释的规定一定要反复的以不同的标准进行反复的衡量,不断的往返于刑法条文、解释规定、社会事实之间,严守司法解释的权限,不得涉入立法领域。在没有立法解释、司法解释规定时,对边界案例的裁判有可能适用到扩大解释。实践中争议较大的典型案件裁判中既有合理的扩大解释如将“卖淫”扩大解释为以获利为目的的同性之间的性交;也有不合理的扩大解释如2008年某法院将组织偷越国(边)境罪中的“偷越”扩大解释为“以骗取的证件过境的行为”。裁判者只有严格依照上文提出的标准对可能适用的扩大解释进行检验后才能采用,也才能据此获得一个较为公正的裁判结果。在司法实务中,司法者应当严守“法律是什么”这一铁律,不得过多思考“法律应当是什么”这一属于立法领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