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发展意味着对高污染、高消耗发展方式的否定,它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核心内涵。绿色发展效率同时考察了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效率,可以较为准确的衡量一个区域绿色发展的水平。陕西省位于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比较丰富,具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良好基础,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视察时曾指出陕西的生态环境保护不仅关系自身的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到全国生态环境大局。陕西省从十一五规划开始就十分重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调问题,至今已经付出了十余年的努力,但是陕西省绿色发展的现状尚不明确,政策的实施效果尚不清楚。科学准确地核算陕西省绿色发展效率以及明确其影响因素能够为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提供理论依据,有助于陕西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已有研究中,对包含生态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评价往往单一的考虑能源消耗因素或环境保护因素,这会使得效率测算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大打折扣;而且现有研究还没有涉及到陕西省的绿色发展效率核算与影响因素分析,使得陕西省绿色发展政策的制定缺乏一定的理论依据。基于此,本文将经济增长、能源消耗、环境保护同时纳入效率核算体系,首先通过使用DEA-SBM模型,对2007-2016年全国30个省份及陕西省内10个地市的绿色发展效率进行了核算,再运用K-means cluster聚类分析,将陕西省10个地市按绿色发展效率高低划分为三个层次,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Tobit受限因变量归并数据模型,对陕西省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为陕西省相关职能部门的决策提供了参考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陕西省绿色发展效率在全国处于中等偏下水平,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中。陕西省在发展过程中长期处于粗放型发展,发展质量低,在经济增长的同时资源利用率较低,对生态环境污染严重,陕西省虽然提出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已经十余年,也做出了许多努力,但是效果有限。(2)陕西省十个地级市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由高至低可以分为三类:西安、榆林、延安、安康;汉中、铜川、商洛;宝鸡、咸阳、渭南。陕西省在制定绿色发展政策时,长期单一地按照自然资源禀赋与地理位置将区域划分为陕北、关中、陕南是不合理的,应该充分考虑绿色发展水平的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绿色发展战略。(3)从全省来看,在经济发展层面,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会对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业的发展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层面,政府的规制强度与绿色发展效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系,这说明陕西省各级政府指定的相关生态保护政策与陕西省实际情况出现了一定的偏差,现有的制度与政策存在不合理、不科学的部分;在科技进步层面,单位GDP能耗对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科技发展水平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4)区域不同,影响因素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绿色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规制强度显著促进了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在绿色发展水平中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发展水平都显著抑制了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因此政府在制定绿色发展政策时,应该避免定式思维的影响,结合各区域绿色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差异,对症下药、科学合理地制定绿色发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