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侵华日军对中国后方不仅实行经济封锁,而且利用优势航空兵力,长期实施大规模的空袭,尤其是对中国的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多的无差别轰炸,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在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的长期空袭中,大批在渝工矿企业屡遭投弹轰炸,蒙受了严重的损害。全面抗战时期在渝工矿企业遭受日机轰炸及中国方面的相关应对是重庆大轰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此问题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完善重庆大轰炸研究,而且可以进一步揭露日本侵华的历史真相,为推动抗战大后方、中国抗战史及近代中国工业史等研究领域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论文充分发掘档案等相关史料的记载,在吸收和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全面抗战时期在渝工矿企业所遭受的日机轰炸问题置于重庆大轰炸视阈下,展开综合性的研究。论文首先回顾了重庆近代工矿业的发展历程。重庆的近代工矿业虽然起步较晚——迟至清末重庆开埠后才开始出现,但发展相对较快,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经成为长江上游的一个区域性工业中心。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府迁渝,有多达240家东部及中部地区的工矿企业内迁入渝,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在重庆城区及其周围恢复生产,形成了以城区为中心,包括沙磁、南岸、江北及合川以下嘉陵江两岸的工业区,重庆亦由此迅速发展成为大后方的工业中心。其次是对重庆工矿企业遭受日机轰炸的基本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数量统计,总结和分析在渝工矿企业遭受日军轰炸的相关特征。重庆工矿企业遭受日军轰炸的基本过程分为四个时期或阶段,分别是1939年、1940年、1941年1—8月和1941年9月至1943年8月。在此四个时期内的139天里,至少有187家重庆工矿企业遭到了日军的轰炸,累积遭受轰炸在481次以上。这些工矿企业所遭受的轰炸在多个方面具有无差别轰炸特征:从经济类型来看,大部分是民营工矿企业,国营工矿企业只占极少比重;从行业类别来看,大部分都属于非兵工企业,兵器企业只占极少的比重;从地域分布看,这些工矿企业主要分布在城区、江北、南岸、沙磁及合川以下的嘉陵江两岸等区域,几乎涵盖了重庆所有的工矿企业分布地区。再次是探讨了中国方面对于在渝工矿企业遭受日军遭受的应对措施。作为重庆大轰炸中反轰炸斗争的组成部分,中国方面在政府、社会、工矿企业等层面都针对重庆的工矿企业在日军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的长期空袭行动中所遭受到的轰炸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在政府层面,一方面是通过战时重庆的防空体系建设,来加强对在渝工矿企业的防空防护和救护,另一方面则是对遭受轰炸的工矿企业进行救护和赈济,支持各厂矿克服困难,尽早恢复生产经营。在社会层面,有开展空袭慰问、办理兵险和人寿保险等应对措施。工矿企业层面的应对措施,一方面是建设防护工程,及时疏散避难,以躲避日机的空袭和减少遭受轰炸损害;另一方面是积极开展防空救护与救济,努力维持生产经营。论文第四部分内容是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整体与个案相结合,对全面抗战时期在渝工矿企业因遭受日机轰炸而蒙受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问题进行了检讨。在全面抗战时期遭受日机轰炸的187家在渝工矿企业中,至少有56家有因遭受轰炸而蒙受人员伤亡的报告,伤亡人口总数至少达1136人。从因遭受日军轰炸而蒙受人员伤亡的在渝工矿企业的经济类型划分来看,国营工矿企业比民营工矿企业伤亡人数多,且集中于军政部所属工矿企业;从行业类型上看,兵器业、纺织服装业、冶炼业等行业的伤亡人口数较多。就现存档案史料的记载来看,在遭受日机轰炸的187家重庆工矿企业中,只有88家工矿企业保留有直接财产损失折价金额,共计损失折价在6531335元以上（以1936年国币值计）,有间接财产损失折价报告的工矿企业更是仅有18家,共计损失折价在5331715元以上（以1936年国币值计）。第二十四兵工厂、第五十兵工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渝鑫钢铁厂、郑州豫丰和记纱厂重庆分厂等在渝工矿企业因遭受日机轰炸而蒙受的损害都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日军轰炸除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外,还对重庆工矿业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扰乱了工矿业的生产经营,打乱了工人的正常生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