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围绕拨乱反正的起因、过程、前提、关键以及拨乱反正的中心与保证等问题，对影响中国20世纪后期历史进程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和思考。 主要内容如下： 拨乱反正的出现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推入绝境，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面临着严重地危机。“左”倾思潮在“文革”中达到顶点，并且长时间的笼罩在人民的心头。但人民并没有熄灭其历史主体的创造活力，面对着党和民族的危机，他们不断地表达出对历史选择的巨大影响力。人民在觉醒。人民对打倒“四人帮”的欢庆和对“两个凡是”的反感，同样都表明，中国要求拔乱反正。也必须拔乱反正。只有拨乱反正中国才有出路。 拨乱反正的起止时间，是从1976年10月到1982年9月，即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二大召开。本文第二章，以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对拨乱反正作了全景式的透视。 1975年邓小平的整顿作为拨乱反正的前奏，为拨乱反正的开始提供了思虑、理论、实践和组织等各方面的实践经验。 粉碎“四人帮”后人民强烈要求拔乱反正，实现历史转折，但在“两个凡是”的高压下，拨乱反正难以进行，这一时期的拨乱反正处于“小解决、大徘徊”阶段。 以邓小平、胡耀邦为首的党内有识之士首先倡导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长文似一记重炮，撕开了“两个凡是”的铁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发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拨乱反正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巨大突破，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实现了党的历史转折而彪垂史册，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是党领导的全面拨乱反正的正式展开。自此以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拨乱反正以高屋建瓴、势如破竹之势，迅速改变了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的状况，使整个神州大地面貌为之改观。 拨乱反正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能否正确评价是拨乱反正能否最后获得成功的关键。中国共产党于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