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全球性管制放松,是一场依靠市场力量代替“大政府”的深刻变革。电信、电力、铁路等诸多 “自然垄断”行业,逐渐从政府的“经济管制”中解脱出来,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运营。管制放松的一般含义是指取消或减少特定规则对经济活动的限制,使企业更自由地遵循“企业家”精神的指导。管制放松已经改变了世界各主要工业国的经济格局和产业组织结构,并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提供了动力。究竟什么是这场深刻变革的最深刻的推动力?经济学家的回答大相径庭。信奉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一度认为管制放松只是对七十年代末,特殊背景下的宏观经济和政治状况的一种短暂反应。显然,这一观点已经被长达二十余年的实践所否定。新古典学派的公共利益理论主张放松管制可以减少政府的干预,提高管制行业和企业的效率,增加消费者福利,即它是对政府失灵的一种纠正。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管制论则认为,技术进步和需求变化减少了市场失灵的程度,而利益集团或管制“俘获”的存在证明管制只能加剧资源配置的扭曲程度,唯有放松管制引进竞争才能确保市场机制效率的实现。上述观点只是从宏观或中观的角度部分地解释了管制放松的原因,对管制放松的初始条件、不同产业放松方式和效果的差异、以及经济管制的未来取向还没有提出一个普遍认可的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 在本文中,我们建立了一个基于产业组织和企业行为的分析框架,并用中国的具体实践进行了实证分析。一个贯穿全文的观点是:边缘性进入是一些产业管制放松的重要条件。为了证明这一结论,我们建立了一个价格和进入的二元管制模型。并将管制定义为管制者和受管制企业进行博弈以获得各自最大效用的机制。通过引入产业的初始结构、管制者承诺、产品的差异化、管制权力的配置等现实因素,得到了机制稳定性的若干条件,即企业的数目越少、产品差异化越大、权力越集中、承诺的可置信性越高,管制机制越稳定。边缘性进入是本文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和主要创新之处,它是指在受管制的产业中,潜在进入者为消除或弱化管制者和在位者企业的抵制和排斥,所采取的产品差异化和市场选择策略。边缘性包含产品之间的交叉弹性较低和进入者相对能力较小两重含义。通过建立一个以产业组织结构、产品差异化程度和管制权力安排为因变量的边缘性进入模型,我们发现,边缘性进入可以强化管制者的容纳激励,降低在位者通过合谋或掠夺性定价对潜在进入进行限制的动机。随着边缘<WP=6>性进入的发生,企业的行为会因市场结构的变化而逐渐偏离二元管制的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边缘性进入是管制放松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我国,轿车和电信产业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管制。通过实证分析和观察,我们在这两个经济技术特征显著不同的产业中,均发现了边缘性进入的事实。对于在其他国家很少受到严格管制的轿车产业而言,边缘性进入的发生直接导致了原有管制从逐步松动到全面放松的变革。这是一种“帕累托”改进式的进入,它通过提高产业的竞争程度,满足了潜在的市场需求,实质上是对政府管制可竞争性产业的渐进式否定。与轿车产业不同,在具有自然垄断特征的电信产业中,边缘性进入的使用者是原有的垄断企业。为了应对管制放松带来的竞争压力和危机,它引进了一种“落后”的技术——个人手持电话系统(PHS)亦“小灵通”,以弥补高赢利业务被拆分、传统业务被替代的损失,同时也为从事第三代移动通信业务增加了与管制者的谈判能力。实证分析表明,管制权力的垂直安排、在位者之间的能力不对称和市场分割,以及“新”进入者与管制者之间的拆分-补偿关系,为“小灵通”的发生提供了市场机会和体制条件。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这种由强势企业引发的进入行为,打破了在位者之间的默契合谋,改变着管制放松的价值取向。在增加消费者剩余的同时,提高了产业结构的可竞争性,为下一步的管制放松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对两个不同产业的实证分析再一次证明了本文的主题,边缘性进入可以通过改变产业组织结构,引发价格竞争,导致二元管制的放松。这一结论还可以在美国的电信、日本的电力、英国的邮政、中国的农用运输车等产业得到证明。相反,那些从技术和市场角度很难产生边缘性进入的产业,如铁路、城市公用事业(自来水、煤气)等的管制放松却相对较为缓慢,后果也不甚理想。最后,我们还对国有企业的行政性垄断、经济转轨与管制变革的相互交织、管制立法的严重滞后等我国特有的现象和问题,进行了探索性的分析。一个基于本文思路的政策建议是,通过进入限制的逐步取消来引导可竞争性产业的管制放松,而对于那些具有自然垄断或网络外部性的产业,民营化和激励性管制的引入是提高产业运作效率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