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从福斯特独特的人文主义思想出发,追溯其“联结”观形成及发展演变的过程。以《霍华德庄园》和《印度之行》两部小说为主要文本,将福斯特的“联结”主题放在更广泛的范畴进行研究,探讨福斯特式的联结观在同种文化不同阶级间,以及不同文化不同种族间所遭到的困境。本文主要以人际关系为切入点,通过人物的阶级,经济地位,民族等分析人物性格,探讨它们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从失败的人际关系说明福斯特联结尝试的失败。福斯特的作品所关注的不是国家或政治,而是在纷繁复杂﹑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的人际关系,是对人类生活和人性的探索,对人的价值、人性的完美的追求,通过解读作家这种人与人沟通的探索,在当今的文化多元时代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对《霍华德庄园》,本文通过施莱格尔姐妹与威尔科克斯一家的关系,尤其是玛格丽特与亨利之间的婚姻联结,表明同一阶层不同价值观念之间认同的困难;施莱格尔姐妹和伯纳德·巴斯特的关系,表明不同阶层间失败的“联结”,尽管其中一方出于善意,尽一切努力来帮助另一方,但良好的愿望和善举未必带来良好的结果,结果可能是一方更加的悲惨,甚至是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伯纳德·巴斯特的悲剧正是前面两种关系的产物,是施莱格尔姐妹与威尔科克斯一家联结的牺牲品。而施莱格尔姐妹虽然最后和亨利共同生活在霍华德别业中,海伦和巴斯特的孩子在嬉戏玩耍,仿佛实现了作者的理想,但实际上,海伦已经不能再爱上任何男人,玛格丽特不能有自己的孩子,而亨利已经崩溃,只是一个空壳子而已,而再同时,福斯特所要抵抗的现代工业已经在逼近霍华德别业,他们的平静生活还能持续多久?表面看来,最后在霍华德别业所展现的是一幅幸福平和的画面,但在这之下掩盖的却是无助和僵化,暗示出作者的忧虑。相比较《霍华德庄园》,作者的悲观情绪在《印度之行》中更加的直白。《霍华德庄园》中提出的“联结”观在小说中继续延续,只不过放在了更大的范畴,作者借助英属殖民地的印度这一大环境,探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不同种族间的偏见和敌意,进而更深层次地挖掘人类的种种弱点和精神困境。本文首先分析了昌德拉普尔城中两大群体――当地印度人和英国殖民者之间的对立和猜忌,引出双方的文化和民族背景决定了他们之间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友谊。然后通过两组具体人物关系的发展,指出友谊的失败。第一组是刚刚抵达印度的阿德拉.凯思特小姐和摩尔夫人与当地医生阿齐兹的关系,尤其是摩尔夫人和阿齐兹两人之间奇特的友谊的发展,但灾难性的马拉巴山洞之旅中,摩尔夫人在神秘却又混乱的山洞中遭受到的精神危机使她的精神状态和信仰发生了极大的转变,随着她的突然离开和死亡,她和阿齐兹之间短暂的友谊也不复存在。第二组人物关系是菲尔丁先生和阿齐兹之间的友谊,他们之间友谊的产生和发展到结束也是本小说最为中心的内容。但在殖民主义的大背景下,东西方文化和种族冲突不可避免,尽管两人的关系发展有着良好的开端,友谊不断发展,但是随着阿齐兹的被指控和审判,直至无罪被释放,阿齐兹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不再相信与英国人友谊的可能性。福斯特从人文主义的联结观出发,发现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孤立,这也是菲尔丁先生和阿齐兹之间的关系所象征的。在小说结尾中,福斯特借由阿齐兹,他们的坐骑,和无边的印度苍穹告诉我们,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是绝对平等,自由的,那么友谊之桥是可以架起的,即只有当印度成为独立的国家时,英印这两个国家的代表人物阿齐兹和菲尔丁才能够消除隔离,真诚地相处。因此,对霍华德别业中的箴言――唯有联结――印度之行又补充了新的认识:人生中最有深度,最有意义的联结,只有在平等的人们之间进行。只有当“联结”的障碍――阶级间的隔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得以消除时,才是真正“联结”的开始。本文同时指出福斯特的联结思想并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经历了一个从积极乐观到悲观迷茫的发展演变,以及福斯特本人对自己的联结观的困惑。从赛义德的东方学视角出发,指出福斯特的困惑,局限性和矛盾心理是由小说家自身的身份决定的--一位受西方文化影响,成长于帝国主义氛围的英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