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国际上兴起、于九十年代流行我国的“话语”(话语分析或话语研究)之视角,聚焦武术历史研究和武术现代化发展研究不可忽视的近代武术,根据近代出现频率较高的“病夫”、“国民”、“革命”、“统一”四组话语,以其“语言、语言使用、文化实践”的相互作用,揭示近代武术的历史发展。1.作为国际政治关系对“无力改革国家”的论述方式,“病夫”话语在严复引入中国后,渐由“国家病夫”变成“人之病夫”,并且成为中国人病态的描述。中国人“病夫”话语具有身体与心理两层涵义:既有身体体质的病夫,也有鲁迅、明恩溥等人眼中“麻木的”、“文弱”等心理的病夫。中国人“病夫”话语,在“亡国亡种”焦虑下,社会精英将国术作为“强国强种”的工具,不仅希望改造“多力杂交、多元并陈”的身体、“病夫”的心理,而且期望造就“百都如人”的健夫。“病夫”的话语实践不仅导致国术成为“国民身体改造”的手段,而且将“尚武”也作为改变国民精神状态的一剂良药。2.作为中国现代体育发展逻辑起点的“病夫”话语(戴国斌语),其“由国到民”发展出现“新民族”(梁启超语)历程并使“国民”成为近代武术发展的重要话语。“国民”话语,一方面使传统武术对专业人士(武术传人)的关注转变或泛化为近代对普通大众的关注,在“由传人到大众”的转变中儿童与女性被纳入普罗大众而成为改造国民身体的强音。另一方面,正因近代武术发展对象由武术人向普罗大众的转变,武术发展的指标或考察点也由传统武术的质量观开始向数量观与速度观倾斜,原先传统武术的“保真性”变为近代武术对“恒河沙数”人数的追求、“风驰电掣”发展速度的期待、“速效救心丸”发展效果的设立。3.在近代以来持续不断的中西比较中,在形成“百不如人”(胡适语)结论后,胡适、陈独秀等人将“传统”视为“旧”,将“旧”作为“不合时宜”、“有待整理”的对象。同时,社会精英将武术视为固有之国粹,并为武术摆脱“不科学”形象、换上“新衣”指明了方向:以研究科学化为“新视角”研究武术理论,运用生理学、心理学、物理学等学科为武术祛魅,以“集体口令练习、公开化运作、展演竞赛、组织化”等“新形式”发展武术,以“‘空手夺手枪’的新方式、‘新武术’的新产品、精武会等新组织、竞赛等新的运作方式、‘拜师不递贴’的新的人际关系”等“新内容”表征近代武术发展。4.近代武术“革命”的实践使“统一”成为重要的话语。在“统一”话语中,“门户”成为人们反思的对象,原先作为一种生存策略的“门户之见”(戴国斌语),近代以来成为武术现代化发展的障碍而遭受批判。在将“门户之见”视为“统一”的障碍之后,人们从两方面启动了克服“门户之见”的实践。一方面,诞生了以中央国术馆、精武体育会为代表的包括不同门户武术人的新型武术组织。另一方面,这些新型武术组织倡导“兼学”(张之江语)理念,也推动了统一武术“门户之见”的国术国考、现代武术教材、理论建设。总之,近代武术话语的演变,在引进国际关系术语“病夫”被人们描述中国人身心状态之后,“国民”成为强国强种的依靠,“革命”和“统一”成为国术服务国民身体改造的手段。从话语分析看,近代以来的武术现代化是将“国民”作为发展对象,将“国家富强”作为发展目标的“国家化”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