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共领域被大众化之前,憎恶是由历史中对少数人群的偏见演变而成的,是一种具有“歧视、排斥”性质的。相比而言,当今在网络空间憎恶行为成为一种文化,符合网络互动的特征,其动机和对象具有‘他者化’特征、注意力经济性、攻击性等的特征。本文以网络互动特征以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工具,运用在线新闻数据分析服务Big Kines的形态素分析法、以及通过对20多岁的青年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探讨对韩国网络亚文化状态做了深入的社会人类学分析。研究发现,当今时代的女性优待政策与过去女性人权得不到保障的时代背景相背离,男女之间的意见差异,即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为憎恶文化提供了土壤。而将就业难与不断在竞争中被淘汰等现象归于社会系统问题,各社会阶层间形成对立,憎恶文化的形成与扩散提供了机会。特别是以“日佳”等极端主义网站的登场为起点,憎恶的对象逐渐扩散为针对女性,随着女性镜像网站和女权主义的出现,相互间的矛盾加深,之后发生的憎恶性犯罪不仅在网上还引起了整个社会及青年层对憎恶的恐惧心理。另一方面,大多数青年人认为区分在线-线下憎恶文化行为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对憎恶经验的调查显示,在线下产生的憎恶感不能像网上那样赤裸裸地实现于线下生活中。此外,与憎恶文化严重但对本人的影响不大的青年们的想法不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受到很多限制、压力。从他们对待憎恶文化的态度中发现统计性歧视、第三人效应、乐队花车效应等的心理因素特征,这些社会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的因素是青年们无法引导正确的公共领域、使憎恶文化持续下去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