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劳动权法律保护这一主题，本文试图回答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为什么需要在全球化的语境中讨论劳动权的法律保护问题？为什么将劳动权的法律保护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内部视角，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与阐明这一主题？第二，全球化情境中的劳动权法律保护的焦点与核心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在全球化的背景中会产生这样的问题？第三，面对全球化背景下劳动权保护的焦点问题，国际社会如何应对？第四，中国劳动权法律保护问题的特殊性何在？其具体的表现又是什么？　　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第一章的主要内容。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的全球流动，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以最大程度地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攫取最高利润。资本必然越出国界，或者说，资本没有国界。世界市场是资本全球流动的经济机制与组织基础。如果仅仅只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探讨劳动权的法律保护问题，则隐含着这样一个理论预设:即假定资本只剥削本国的劳动力。这在资本生成与流动的低级阶段是可行的，但当历史演进到20世纪七十年代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科技支持着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几乎能够以光速在世界范围内流动时，这样的预设无疑已经不再符合现实。资本在世界范围内剥削全球劳工，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凭借跨国公司这一全新的生产组织形态，利用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融资、以进行直接投资，选择有利于利润最大化的地点组织生产，将生产要素与人类的活劳动相结合，无偿占有剩余价值;而跨国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又以国际贸易的形式在世界市场内流通，实现剩余价值，完成资本的积累。如此周而反复，生生不息。由此，劳动权的法律保护作为上层建筑法律制度领域的一个问题，必然带有全球性，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剥削的全球性构成了其经济基础。　　本文的第二章着力回答第二个问题。当前，劳动权法律保护方面的焦点与核心问题就是，在资本流动的初级阶段（确切地说是十九世纪末期以前）形成的，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达成的，由国家公共权力作为第三方平衡劳资关系的传统劳动权法律保护模式，在资本全球流动的新形势下已经不敷适用。这是世界范围内劳动权法律保护制度失范的直接原因。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种制度构建，劳动权法律保护的传统模式，所对应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以民族国家为界限剥削劳动力，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组织者与维护者。这种传统的劳动权法律保护模式的实质，归根结底是一种资源的分配模式:即在世界体系内，以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资源分配;而在民族国家内部，公民（资产者与劳动者）则以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国籍）参与国民资源的分配。然而，民族国家并不是一开始就能承担协调与平衡劳资关系的重任，更不会主动去担负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职能。在现代资本体系最早的发源地——欧洲西北部各国，劳动者所享有的较为完善的劳动权法律保护，是经过劳动者长期艰苦的斗争与民族国家的艰难转型获取的。换言之，是社会与国家相互博弈、互动的结果。　　社会与国家都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这两种基本组织形态的共性在于，它们都是人进行社会性生产活动所必需的，但却承担着不同的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功能。因而，必须在社会—国家的互动关系中才能理解劳动权法律保护的缘起。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达成的传统劳动权保护模式有这样几个必备的要素:(1)国家主权的生成，由此产生了资源分配的对内与对外边界。(2)因资本残酷剥削而引发的工会与工人运动，由此在民族国家内部产生了强大的张力，劳动者要求政治参与的背后，是希望修改社会契约，获得经济利益的保障。(3)十八世纪以来社会公共领域的形成，这个带有批判性的公共舆论的领地，是社会各界表达各自观点并进行平等论战的最重要的社会空间，也是社会共识的构筑空间;在劳动权方面，社会形成的普遍共识是，应该给予工人最基本的劳动与社会福利保障，即，工人应参与分得一部分利润;而社会共识的达成，又为以宪法为标志的社会契约的重大修改创造了社会意识基础。(4)社会共识上升到宪法层面，以宪法的形式将重塑了的社会意识制度化，表现为社会契约的重大修改。以《魏玛宪法》为标志的社会权入宪，是前几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改变了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原有的宪政基础，即社会契约不只是有一定财产与社会地位资格限制的“市民”之间的社会契约，劳动者虽是无产者，但也应该成为政治共同体的“缔约人”。新的社会契约以民族国家的公民身份（国籍）作为享有社会福利与劳动权法律保障的基础，国家对公民承担物质帮助的义务，公民承认国家的权威，放弃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政权。这一理念在二战后的西方福利国家的精巧的制度建构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通过这种方式，上层建筑领域成功地“驯化”了资本，并保证了西方社会战后数十年的繁荣。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了以信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新技术革命，为资本的全球流动提供了最坚实的技术支撑。同时新自由主义也开始大力鼓吹各国政府放松对资本的管制，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实行自由交易。技术支撑的获得与外部约束的解除，两者的结合恰使资本仿佛“插上了翅膀”，民族国家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再也无力对其进行束缚。这也决定了，在资本自如地跨越国境的同时，原有的劳动权法律保护的制度框架，已不能再应对全球层面上的，带有跨国性的劳动权法律保护问题，如偷渡与非法移民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劳动保护标准的整体性降低，以及发达国家产业工人的大规模失业问题。资本流动性空前加强的现实，对人类构建社会制度的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由此，第三章的内容集中回答国际社会如何应对资本的跨国流动所带来的劳动权法律保护问题。作为国际劳动权保护的专门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在结构上实行“资方—劳方—政府”三方协调机制，奉行劳资合作与政府协调的理念。国际劳工组织作为劳动权国际保护最重要的国际机构，在国际劳工立法统一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185个国际劳工公约为全球范围内各国劳动权的国内保护提供了最低的“法律底线”。欧盟，作为区域性的超国家组织，它的统一劳动立法不仅为国际劳工法的制定提供了具体的参照，而且可以直接对其成员国的国内劳动立法与劳动政策发生法律约束力。围绕着国际劳工标准的实施而建立起来的实施体制，因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制度缺陷，在新的全球化形势下已经不能回应资本流动性加强的挑战，因此，国际劳工组织适时提出“核心劳工标准”，推动核心劳动权在世界范围内的批准与适用。国际劳工组织、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各自的活动领域内，对劳动权的国际保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经济、政治全球化的进程促成了全球公民社会的出现，大量非政府组织与全球公民运动，共同发起并推动世界范围内的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当前，劳动权国际保护的冲突集中到是否应在WTO的规则体系中以“社会条款”的方式将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国际社会分裂成为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大基本阵营，两大阵营的利益与立场尖锐对立，在短期内难以弥合。是否将劳动权与国际贸易挂钩，实际上是各国经济冲突的政治化，发达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不严格执行劳工标准导致劳动力成本低廉而构成了“劳动力倾销”，而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以劳工标准为借口，实质是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构成了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的“劳工壁垒”。最终达成的政治妥协是，暂不在WTO框架内解决劳工标准问题，国际劳工组织才是国际社会保护劳动权的主要机构。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劳动权法律保护问题便具有了不同寻常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同时拥有人类有史以来数量最为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因此，无论是就本文的理论意义还是现实意义，都无法回避对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的劳动权法律保护问题的特殊性进行研究与论述。而这也是第四章试图解答的问题。本人认为，劳动冲突已经迅速成为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当前，劳资对立尖锐，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转化为群体性事件，但总的来说，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劳动关系发展史，劳资冲突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更多地作为经济问题呈现出来，还未上升至政治层面、转化为政治问题。这说明当前中国社会的劳资冲突仍处于低级阶段，劳资对抗仍未充分展开。中国政府在冲突全面激化之前就已介入劳资关系，试图平衡劳资关系。因此，中国劳动权法律保护的特点，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整个社会的劳资对抗尚未充分展开时，执政党与政府就已经意识到平衡劳资关系的重要性;二是处理劳资矛盾时，中国社会所秉承的“和谐社会”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