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在广泛收集、认真整理和仔细辨析清代档案、史书、僧传、佛寺志、语录、笔记小说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已有的重要研究成果，对二世、三世章嘉呼图克图的政治成就与文化贡献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并据此对清前期的藏传佛教政策进行了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本文对学术界已经有所探讨的若干重要内容，在进一步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补充见解；对一些研究论著中存在的个别不当之处，在认真辨析、仔细考证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修正结论。关于一世章嘉的地位，有研究成果认为，他不过是格鲁派一名不太出名的小活佛。本文根据学术界及佛教界的相关资料发现，事实正相反。一世章嘉德才兼备，佛学功底深厚，辨经能力出众。清廷册封二世章嘉，使章嘉系统成为清代四大活佛系统之一，既有清朝对藏传佛教领袖实施“众建以分其势”、加强对蒙古地区统治的政治原因，同时还与二世章嘉特殊的身份及品德、才干有关。学术界对前者论述较多，而本文首次系统指出，二世章嘉出身于青海及“道行至高”也是他受到清廷青睐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二世章嘉完成的两项重要政教活动是主持六世达赖坐床和修建汇宗寺。三世章嘉是章嘉系统中社会影响、历史贡献最大的一位。他以杰出的政治智慧、高尚的道德品质、精湛的佛学造诣和出色的处事能力深得乾隆帝的尊宠和重用。他多次入藏，正确解决了西藏政教关系中的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如迎送七世达赖返藏并促成其亲政、促进西藏摄政制度的建立和推行、为六世班禅与乾隆帝的会晤不遗余力等。关于七世达赖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事宜，诸多研究成果仅凭《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的观点，认为在这件重大事情上，三世章嘉并没有提出自己的主张，而只是简单听从了六世班禅的意见。换言之，三世章嘉并没有在七世达赖转世灵童的认定方面起重要的作用。但本文从两份三世章嘉给乾隆帝的密折中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三世章嘉是倾向性于认定里塘小孩为转世灵童的。不过，鉴于六世班禅和拉穆吹忠在达赖喇嘛转世方面的巨大宗教影响力和权力，从整个西藏社会稳定和达赖系统顺利传承的角度出发，三世章嘉最终听从了六世班禅的意见。该结论是本文的创新点之一。三世章嘉凭借一封书信成功消解了外蒙古地区一场可能出现的造成国家、民族分裂、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的动乱——“撤驿之变”，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安定。此外，作为北京、内蒙古、承德、青海和五台山藏传佛教事务的负责人，三世章嘉缓和了青海一度紧张的政教关系，驻锡五台山，加强了清廷与蒙藏地区的联系，促进了北京、承德等地藏传佛教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他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高妙的资政谋略。本文对有关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三世章嘉在文化上也有巨大贡献。他的代表作是《宗派建立论》。本文在介绍《宗派建立论》主要内容的基础上，首次系统而深入地分析了三世章嘉的佛学思想，尤其是他继承的以龙树、月称和宗喀巴大师等人为代表的藏传佛教中观应成派的思想。对章嘉佛学思想的论述，学术界尚不多见。本文对三世章嘉佛学思想的介绍和评述也是本论文的特色所在和新见之处。三世章嘉精通汉、蒙、藏、满、梵五种文字，主持翻译了蒙文大藏经《丹珠尔》、满文《大藏经》等诸多佛经。他还编纂了《同文韵统》、《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壁大藏全咒》等书，创制了满文经咒新字，对《大藏经》中的咒语进行了厘订。他指导佛教造像，编纂了相关书籍——《三百佛像集》和《诸菩萨圣像赞》，并亲自指导、参与了北京、承德等地藏传佛教寺院的建设，从而为佛教造型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这些都说明：三世章嘉以他博大精深的佛教思想，高屋建瓴的佛学研究成果，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为清朝的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在总结二世、三世章嘉的政治成就与文化贡献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指出：二世、三世章嘉在清廷佐辅安邦，扬善抑恶，饶益众生，使藏传佛教在当时充分地发挥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积极作用。二世、三世章嘉取得卓越的政治成就，做出巨大的文化贡献，与清朝恩威并施的藏传佛教政策有关，而三世章嘉使章嘉系统的业绩达到历史上辉煌的项点还和他与乾隆帝的特殊关系以及乾隆帝自身的藏传佛教信仰有关。该结论也是本文的一个创新点。总之，本文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注重宏观综述与微观实证相结合，坚持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并综合运用了文献解说、历史考证与宗教社会学等方法，对二世、三世章嘉的政治成就与文化贡献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并以此为视角对清前期的藏传佛教政策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在一些问题上有所突破与创新。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对有些问题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