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国经济交往与合作的日益频繁和深入，商品和要素的跨国流动性日益增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国际分工逐渐深化，日益表现为同一产品生产链条上，不同工序、不同要素密集度、不同价值增值的各个环节间的国际分工，其本质业已演变为以要素为基础的产品内分工。同时跨国公司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推动国际分工、国际贸易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主导力量。跨国公司凭借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等垄断优势，通过国际化战略整合利用全球优势资源、要素，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越来越多的相关联企业和机构受制于跨国公司控制体系而非外部市场，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被纳入到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战略中，形成了当今的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　　贸易投资一体化，宏观层面表现为国际贸易和直接投资在地理上的积聚性和时间上的同步性。微观层面表现为跨国公司将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结合在一起纳入其国际化战略中，使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围绕其国际生产的价值链表现出相互依存、共生发展的一体化现象。在贸易投资一体化背景下，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动因、格局以及利益分配等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此背景下，论文将差异化厂商的国际化战略选择与中国的微宏观实际结合在一起，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我国在贸易投资一体化背景下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对外贸易，积极有效的利用外资等方面的战略调整思路。论文的核心部分和研究结论如下：　　文献综述部分，首先介绍国外主流经济学者关于贸易投资一体化理论的研究成果。这部分主要是从微观角度入手，根据跨国公司国际化战略演进的“合”与“分”两大发展趋势，分别梳理了一体化战略决策选择理论和外包战略决策选择理论，接着总结了我国学者在贸易投资一体化领域的研究成果。　　在差异化厂商一体化战略决策研究中，本文以GOSSMAN(2004)的数理模型为基础，将其单一劳动要素和单一中间产品模型扩展为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和不同要素密集类型的两种中间产品，从而使传统的要素禀赋优势理论融入模型中，使模型更具有代表性。并且以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为前提假设，研究发展中国家差异化厂商一体化战略决策的选择。研究结果显示，差异化厂商的生产效率、生产规模对一体化战略的国际化扩张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最终产品生产区位与中间产品生产区位存在双向引致作用，目标市场容量对厂商关于最终产品尘产区位的选择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要素成本优势对厂商关于中间产品生产区位选择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接着采用我国境内企业数据，通过建立多元有序选择模型分析我国境内外资企业的选址因素，以及建立二元选择模型对前述数理模型的研究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　　在外包与一体化选择的讨论中，本文的数理模型基于Antras(2004)，但将科布道格拉斯生函数替换为等替代弹性生产函数，从而引入厂商之间技术依赖程度这一新变量，强调了最终产品厂商与中间产品生产者的相对技术优势对于双方议价能力、最终得益分配等的重要作用，以及对差异化厂商国际化战略选择的影响。并且等替代弹性生产函数更具一般性，包含了CD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以及线性生产函数。研究结果表明，差异化厂商的生产效率、最终产品厂商对中间产品生产者的技术依赖程度、产品密集类型、一体化相对(外包)的固定生产成本以及国家间要素禀赋优势综合在一起影响差异化厂商关于外包或是一体化以及区位选择决策。　　在贸易投资一体化与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部分，首先利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论证分析了贸易投资一体化在中国的表现，接着分析了我国境内企业在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对外贸易和贸易得益的分配，以及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及其诱因，最后提出我国外贸外资政策的调整建议。认为我国外贸应把自由开放与政策扶持并重，鼓励稀缺要素流入以弥补比较劣势、创造本国丰裕要素的竞争优势。同时对不同类型的外资企业区别对待，根据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增加就业、产业结构调整等长期目标，做到“按需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