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在经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自从货币诞生之日起,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就密不可分,熊彼特认为银行信用的发明导致了创新日益的繁荣,这是因为金融的支持使得效仿者很快被吸引过来,以致最初的创新造就了经济的增长。然而金融对于经济的支撑并非一帆风顺,金融市场的过度膨胀往往是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导火线,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如此,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是这样。这不仅使经济增长的波动加剧,而且造成社会福利损失,因此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在经济运行中是十分必要。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来看,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意义重大,然而在中国经济转型期,金融领域一直被认为是缓慢发展的部门,机构庞大、效率低下、改革滞后,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并不十分明了。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之上,吸收九十年代金融发展理论研究成果,借鉴金融资源论和金融系统论的观点,把金融视为经济增长中的一种资源要素,以中国转型期的金融发展作为研究对象,从数理上和数量上,分析金融作为要素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配置作用,检验金融发展与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动态关系,从而为中国的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提供借鉴和思路。第一章是引论部分。本章就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联系和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金融作用提出了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聚焦到了转型期中国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之上,这不仅是金融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延伸,也是对中国转期型金融发展作用的重新验证。此外,本章对全文所要研究的问题进行了界定,间接地提出了文章的假设,并且指出了文章的研究意义与研究价值。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首先,本章对金融发展进行了讨论,对金融发展理论的文献进行了回顾,指出了金融发展理论发展的理论脉搏与逻辑线索是建立在经济学的发展基础之上,金融发展理论并非孤立地成为研究的对象,而是和经济增长之间紧密联结在了一起。其次,文章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介绍,指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联系在新经济增长的理论的框架下表现为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再者,文章对国外和中国在此问题上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指出了现有文献所作的工作和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指出了文献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最后,本章对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回顾。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文章构建了静态的一般均衡,从生产最优出发,指出了效率来源的微观基础,对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衡量进行了界定。文章分析了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机制,主要是从金融的作用着手,分析了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直接联系、间接联系和动态联系,指明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途径不仅在于金融功能发挥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而且更重要的是金融能够引导资源配置,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后,本文使用数理模型对金融发展的作用进行了证明。第四部分是现状分析。本章从三个方面对中国转型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事实进行了分析。一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量特征、结构特征和效率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特性和效率特征。二是从金融规模、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三个维度对转型期的中国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三是对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区域差异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研究,揭示了他们之间的数据联系。最后,文章针对转型期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逻辑联系的“悖论”和以及现有的文献解释进行了研究,指出应该以生产效率的视角重新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这也为第五章的实证检验进行了铺垫。第五部分是实证检验。本章主要核心内容是使用计量方法对转型期中国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文章首先根据前面的研究结果提出了检验的假设,继而对效率的检验方法进行了回顾,指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方法更适合对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进行检验,随后利用省级面板,使用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随机前沿函数的方法对转型期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转型期中国金融发展规模的生产率效应为负,金融结构的生产效率效应为正,金融效率的生产率效应为正；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生产率效应也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同时,来自于区域和不同发展水平的分类实证检验也说明了金融发展生产率效应区域的差异性和非线性关系。第六部分是扩展研究。文章针对转型期金融发展生产率效应的发挥程度,从影响资本积累的因素出发,把财政因素和开放因素纳入了研究框架之中,并且分别对这两种影响因素进行了讨论,在文献与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财政规模,还是开放环境下的FDI,都对金融发展和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围绕着转型期的财政特点,以及财政“集权”和“分权”改革下财政规模的变动的关系,财政对金融发展生产率效益的影响为负,这和财政在转型过程中的职能有密切关系,财政功能的“越位”和金融功能的缺失,抑制了金融并没有发挥生产率的效应。至于FDI对金融发展的作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一种替代关系,因此对于金融发展的生产率效应作用是消极的,这和FDI进入的规模、进入的领域都有密切的关系,FDI在中国的发展,是基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之上,这只是发挥了经济增长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技术溢出的效应,对金融发展也只是起到一种“吸收”作用。最后一部分是结论。本章首先根据研究结果,对围绕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四个问题进行了回答,以对本文在引论部分问题提出进行呼应,其次对本文的研究结果进行了总结,从四个方面对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进行了阐述,最后指出了文章存在的不足,以及需要进行的后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