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形而上学转向的今天,伦理学是否还能为我们提供关于“什么是正确的生活”或“我们应当做什么”这类问题的答案?在哈贝马斯看来,对于这个问题,任何独断论、终极论、一元论、权威论的回答都不能产生现实中道德实践的动力。因为它们都指望以某种抽象的“同一性”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从而失去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合理性基础。哈贝马斯指出,实践理性在判断“什么是正确的生活”时牵涉实用的、伦理的和道德的三重意义。相应地,有效的道德原则应当是合目的的、善的以及公正的,而符合这样要求的道德原则只能回到现实生活世界中去寻找。生活世界是人们通过交往而进行意义再生产的家园。它蕴含着个体与社会、理智与情感、道义与功利、差异与普遍、经验与超验之间的一切秘密。只有在生活世界中,平等交往的人们通过自由对话、理性论证而达成的价值共识才能构成道德原则的普遍有效性基础。这种由主体间平等对话达成的价值共识包含着根据目的合理性原则行动着的主体的意欲、自我实现的主体的决策力、以及具有道德判断能力的主体的自由意志的统一,因而能为参与者共同遵守。基于这种理解,哈贝马斯认为,后形而上学的伦理观应保持一种“有根据的节制”姿态。它自觉地退出对具体价值的引导,放弃对个体各种生活蓝图与局部生活形式的干预,而将那些必须不断回答的实质性问题留给现实生活的实践者。它自觉地将自身限定于澄清道德立场和民主立法的程序,限定于分析理性交谈和协商的条件。在这种更为谦逊的角色中,伦理学不必采用一种建构性的方式,而采用一种促进道德共识与道德反思互动的方式保持对人类的生存模式进行反思和批判,以促进人类的现实生活向着更加健康、合理和文明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