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常常修改甚至重写自己的作品,这种现象在她的创作后期尤其突出。有的研究者认为后期张爱玲的“重写”小说体现了更成熟的技艺和更深刻的人生体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一个作家不断重复、重述早年创作,显然是江郎才尽、创造力衰退。本文关注张爱玲的“重写”现象,主要是以此为切入口,探讨学界关注却尚无定论的晚年张爱玲评价问题。具体而言,本文有两方面的主要目标:第一,对张爱玲重写前后的文本进行细致的对比,发现“重写”造成的不同并探究造成不同的深层原因。第二,在目前研究界两种分歧评价中提出自己的观点。借用艾略特所说的“传统与个人才能”观念,本论文认为晚年张爱玲过分执着“个人才能”,忽略了与时代对话的问题。她的后期创作在个人意识、文学技巧自有成就,但也必定有所限度。论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前三章是对晚年张爱玲重写早年作品的历史描述和内容分析,第四章则在描述和分析基础上,引出对张爱玲后期创作评价不宜过高的结论。具体而言,第一章探讨张爱玲重写《金锁记》,她对小说基调、人物、情节等做大幅度修改,才有《怨女》问世。张爱玲有着强烈的“反五四”情结,她有意识地与主流和时代保持距离,因此将唯一一部呼应“五四”时代主题的作品进行了重写。作为重写产物,《怨女》突出苍凉而不是反抗,更不是激越的斗争。张爱玲并不喜欢描写极端的人,她在写作上推崇“参差的对照”。第二章论述晚年张爱玲重写《十八春》、《小艾》,这两部小说的重写十分相似,都是删除了原本中与政治相关的内容、斩去了“光明的尾巴”,正是其“去革命”意识的体现。第三章主要论述张爱玲回归个人和家族的重写,将其早年的散文《私语》、《童言无忌》和《烬余录》等重写为自传小说《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这些作品文字优美,技巧成熟,但过于细碎冗长,在美国扣关失败。其失败原因正是她太重个人“独语”,忽略了时代语境,也就难以得到读者的共鸣。第四章主要探讨后期张爱玲的评价问题。张爱玲时时警惕时代潮流、要突显个人和个性,然而颇具反讽意义的是,她无论成名还是重获关注,无一不与时势相关。整体而言,后期张爱玲不能在个人才能与社会时代之间找到平衡,其成就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