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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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非典时期刮起的“问责风暴”，到各地层出不穷的问责规范，再到200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予以的肯定，行政问责制度经历了其他制度安排少有的高效率，而其焦点对准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更是引人深思。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孕育、发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行政问责在中国落地生根需要内涵的明晰、规范的完善、制度的配套以及文化生态的建设。中国已经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慢慢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纳入了议事日程，建设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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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3年非典时期刮起的“问责风暴”，到各地层出不穷的问责规范，再到2004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予以的肯定，行政问责制度经历了其他制度安排少有的高效率，而其焦点对准行政机关及其公务人员更是引人深思。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孕育、发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行政问责在中国落地生根需要内涵的明晰、规范的完善、制度的配套以及文化生态的建设。中国已经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慢慢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纳入了议事日程，建设责任政府已然成为时代的呼唤。本文从解读行政问责在学术界中的定义着手，厘清行政问责的渊源、原则，并剖析其理论基础，对行政问责在西方及香港地区发生发展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分析目前中国行政问责制度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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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社会发展到任何阶段,人们对于健康的追求都是不乏其力的。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人们生活压力激增的今天,寻医问药就更成为保障社会秩序稳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中之重了。而医疗行为的结果往往不能尽如人意,这是就需要相应的制度来对医护人员进行约束,同时也对患者进行救济。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之前,我国由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负责对医疗事故进行鉴定,该委员会是政府的下设机构,在行政管理上隶属于卫生行政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由于旧城改造与开发,城市房屋拆迁已经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城市房屋拆迁中体现着包括自然人财产权等内容在内的各种复杂的法律关系。同时,保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是科学的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出发点与归宿,其中拆迁补偿问题又是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核心。而随着公民财产权意识的增强,房屋拆迁制度的不合理甚至是违法的一面凸显出来。房屋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也呈上升趋势,并在近
行政决策法治化的理论基础在于法律对行政的控制,目的是通过宪法和法律来规定和约束决策主体的行为和决策过程,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使决策权力受到监督。行政决策法治化,是建设法治政府的本质内涵,是行政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保障,是政府行为法制化的基本内涵。行政决策法治化,贯穿于行政决策的整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行政决策问题的认定、行政决策的制定、行政决策的执行、行政决策的监控与调整。此外,行政决策的主
机动车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交通工具。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交通风险。交通事故与日俱增。笔者作为一名基层法官,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过程中,对一起起以生命健康为代价的交通事故触目惊心,由此引发对道路交通事故安全注意义务的思考。可以说,每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是对安全注意义务的违反,本文拟就道路交通事故安全注意义务及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等相关问题,结合审判实践进行探析。除引
行政案卷排他原则讨论的是行政案卷对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的约束力问题。现代行政程序通过鼓励公众的民主参与,在程序设计中引入了制约和对抗机制,为当事人提供了参与、选择和质辩的机会,有利于传统压制性行政向新型回应性行政的转型,更是对人权的尊重。行政案卷通过对行政行为全过程进行全面记载,并且依照行政案卷作出行政行为,从而使行政程序免于沦为纯粹的“形式主义”或“过场”。正如美国行政法学者伯纳德.施瓦茨揭示的
近年来,学校与学生之间因教育行政管理产生纠纷而引发的案例层出不穷,引起了法学理论与实务界的诸多思考与争议。面对学生与学校之间错综复杂的法律关系,如何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权利救济机制成为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本课题研究主要是为了解决学生受教育权法律救济这一教育法上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笔者针对我国学生与学校之间纠纷的现状,深入分析了学生与学校之间纠纷的法律关系性质,试图在此基础上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学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涉及千家万户,惠及子孙后代,关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和长治久安,是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如今知识经济的时代,受教育程度与个人未来发展的密切联系已经是不证自明的事实,受教育权被剥夺或被侵害无疑会对人一生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已经得到一系列国际人权法律文件的认可和保护,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通过宪法和法律
公共政策制定过程是政府运用其所掌握的政治权力,以公共利益为导向,对全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分配的过程。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委托执行者,理应从确保公共利益的基本点出发制定公共政策。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受“理性经济人”本性的驱动,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政府官员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而形成了扭曲的价值观,并以此价值观念为主导制定公共政策,甚至不惜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结果导致了公共政策的失误,偏离了公共利益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村的全面发展不仅仅在于经济的增长,更应该是农民素质的提高和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这些问题最终都有赖于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与发展。温家宝总理曾指出,“教育公平是最基本的公平。发展教育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职责。”可见,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是为了更好的实现社会公平,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要系于国家财政的投入。因而对农村义务教育财政问题的研究很有现实意
西部地区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一直都占有重要的地位,那里曾经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出现过辉煌的历史。但是,随着各个朝代的战争、政策、生态变迁等原因,使得经济重心逐渐向东向南转移,东西部地区开始出现不平衡发展的趋势。但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西部的发展,东部地区的发展也离不开西部地区的发展,所以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领导人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