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戒,亦称大乘戒,是指大乘菩萨修行中受持的戒律,与声闻戒作为佛教的基本戒律而言,菩萨戒是声闻戒的补充,同时又突破了声闻戒繁琐戒相的束缚,内容简要,并侧重对思想意识的约束,不仅主张积极入世,自度度人,更强调普度众生,善权方便持戒。菩萨戒起源于印度大乘佛教,与居士佛教的发展关系密切,其前身是居士戒和十善。菩萨行以六度为核心,六度之一的戒度强调菩萨应当守戒,其内容逐步丰富、发展,最终形成菩萨戒。菩萨戒适用于僧俗二众,以在家菩萨为主体,虽然有多种重戒和轻戒之说,并以三聚净戒总括所有菩萨戒,但没有独立的律藏,内容散见在大乘经典中,文本分为经戒一体、经中列出戒品和独立的菩萨戒经三种形式。菩萨戒形成于大乘佛教兴盛的西域,《伅真陀罗经》是菩萨戒初步形成的标志,该经编纂于大月氏,并经大月氏人支娄迦谶传译至中国。《法镜经》是中国首部汉译菩萨戒经,标志着菩萨戒的完全形成。菩萨戒形成后,除流行于西域外,向南传播至印度,向东传播至中国。在中国的发展形成梵网系菩萨戒,以《梵网经》为典型代表,在印度的发展形成瑜伽系、优婆塞系菩萨戒,在西域的发展形成原始密教戒律,即陀罗尼戒。其中,在中国流传最广泛的是梵网系菩萨戒,其融合了中国的孝道思想等儒家传统观念,广受中国僧俗两界的欢迎,尤其得到了帝王贵族等人的信奉和扶持,影响深远。瑜伽系、优婆塞系菩萨戒地位正统,涉及经典最多,体系最完整,但在中国水土不服,流传并不十分广泛。陀罗尼戒是原始密教戒律,主要流行于敦煌地区,唐朝大云寺名僧惠真曾在甘州修多寺,伪托方等二十四戒编写《佛说善信菩萨二十四戒经》,是陀罗尼戒流行的重要依据。东汉开始,居士佛教兴盛,来自大月氏、安息、康居、罽宾、于阗、龟兹等西域各国的僧人和居士在传播大乘的同时,将菩萨戒传译至中国。因此,在声闻戒传入中国之前,菩萨戒已经传入中国并开始流行。隋唐之前,菩萨戒在中国的流传主要以经典传译为主,南北朝时期,经典传译基本完成,隋唐开始,菩萨戒的流传进入对经典的研习阶段,出现大量菩萨戒著述,直到明末清初,仍有不少人为弘扬菩萨戒而撰写著述。菩萨戒经典在经录中的地位有一个演变过程,早期经录著录菩萨戒经典时并未将其单独分类,自《历代三宝纪》开始将大乘律和小乘律分类著录,《开元释教录》则出现了大乘律阙本、大乘律重翻等更细致的分类,反映出菩萨戒地位的提高和菩萨戒影响的扩大。菩萨戒的流传有着确定的授受关系,授戒师只能由符合条件的出家菩萨担任,而受戒人的变化则反映出菩萨戒的流传特点,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受戒人以帝王、贵族为主体,之后随着菩萨戒运动的兴盛,延伸至僧俗各个阶层。隋唐之后,虽然菩萨戒仍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复兴,但从总体上看,菩萨戒呈现衰落的趋势。敦煌地区是佛教发展的重心之一,隋唐、五代、两宋时期,菩萨戒在敦煌地区流传广泛,并以梵网系菩萨戒流传最为兴盛。敦煌地区位置独特,民族成分复杂,戒律持守程度低,有志之士为此试图改变这种现象。敦煌遗书中发现大量《梵网经》写卷、菩萨戒仪、戒牒、布萨文、羯磨文等各种菩萨戒古文献,敦煌石窟中绘有多幅戒律画,以及仅见于敦煌石窟的三幅梵网经变、不律仪变相等,是菩萨戒流传的新题材,反映出菩萨戒在敦煌地区的广泛流传。韩国、日本是中国佛教发展的辐射区,菩萨戒以两种方式输出至韩国、日本等地。一是求法僧入唐求法,将菩萨戒传播至其国,如新罗慈藏、日本最澄等。他们到中国求法,受菩萨戒流传的影响,不仅受菩萨戒,也积极研究菩萨戒。回国后带回菩萨戒的各类经典、著述,传播菩萨戒。二是中国的僧人到国外弘法,传播菩萨戒,比如鉴真东渡日本,创建日本律宗,为日本天皇、皇室广授菩萨戒,使菩萨戒在日本得到广泛流传。最澄留学中国回到日本后,创建天台宗,正式舍弃小乘戒,开展纯大乘戒运动,使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分道扬镳,形成独立的戒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