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给民族、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给20世纪的中国文学带来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写作资源。在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段战争历史的思考和书写,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革命战争叙事,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显示了其无与伦比的文学生命力,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国文学变化的晴雨表。革命战争叙事的繁荣自然也导致了革命战争小说研究的新局面,但是,从“后革命”这一特殊的文化语境进行的系统研究还不是很多。所谓“后革命时代”的历史界定“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开始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历史阶段。”从90年代开始,社会上出现了“告别革命”的声音,革命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二元对立、你死我活式的革命斗争方式,开始淡出人们的政治视野。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后革命语境”已经形成。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呈现为日益疏离的态势,作家们不再用关于革命的政治观念、意识形态来图解战争,战争就是战争,而不再是一场革命。这使战争文学得以摆脱革命理念和阶级意识的羁绊,关于革命战争小说的叙述、话语、符号自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本文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章革命战争在不同语境下的被建构史。对一个作家来说,他所处的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他的创作必然会发生变化。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同样的战争事实,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与表现主题。纵观中国的现代战争叙事,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世纪初的战争叙事,是在五四启蒙语境下发展起来的,因此,二三十年代的战争写作带有明显的启蒙色彩。战争叙事往往被置于启蒙的视阈中,战争的主题往往为启蒙的主题所掩盖。在随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的战争叙事主要是一种革命叙事。所谓革命叙事,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为指导的,并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为其主要表现主题的战争写作。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像以往那样密切,与意识形态逐渐疏离,从圣坛走向大众,从中心滑向边缘,这些都为当代中国的文学转型提供了契机,革命战争叙事开始发生新变,一种新的文化——“后革命时代的文化”开始渗透于战争叙事中。相较于以往的“革命”叙事,“后革命”语境下(尤其九十年代后)的革命战争叙事,有了比较大的突破,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在思想深度上,以全新的历史观审视战争历史,汇入现实主义深化的时代主潮中;二、突破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叙事方式和叙事视角呈现多样化和多方位转变,题材范围、写作对象都有不同程度的拓展;三、以当代理性烛照战争,拉开与战争的距离,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相辉映中反思战争、开掘人性,借战争历史拷问当代人之灵魂,展现人性复杂性。第二章“后革命语境”下的战争想象。市场经济的影响,使得革命的一元化价值为多元化的价值观所替代,“革命时代”强调的一元化叙事也为多元化叙事所冲击,所有的历史与文学叙事都具有了平等的地位。革命战争叙事在“后革命时代”的文学想象,作为最初的、也是最大的突破口,首先是从民族问题开始的。随着当代社会现代性和全球性思想的涌入和渗透,保持民族性,弘扬民族精神,发展民族文化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二十世纪的中国饱受战争的摧残,战争的考验、民族的压迫、丧权辱国的屈辱,激发了现代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从这些战争写作中,一种民族的意识、民族的精神成为“后革命时代”的文学自觉。战争与英雄相辅相生,战争文学一个不可或缺的重任就是塑造英雄人物。“后革命语境”下革命战争文学对英雄的诠释,主要表现为回归以人为本的立场,关注人物本身个性,将“人性化”创作思想引入对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中来。各具特色的英雄人物形象如另类英雄、民间英雄、草莽英雄、孤胆英雄浮出水面,从微小处折射出的人格魅力令人折服,新时期赋予英雄以时代新变,作家们对英雄的理解更加深入和透彻。第三章革命战争在“后革命语境”下的叙事策略。革命战争小说因其自身创作的特殊出发点,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相当长的时期都承载着崇高的政治意义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功能。“后革命时代”,作为革命历史的战争的神圣性被巧妙地改造成了可以进行商业消费的历史资源,人们更多地是依照商业化的要求进行的叙述,战争场景呈现另一种面貌。“后革命时代”战争叙事策略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回归日常生活。日常化写作所带来的最直观的体验是战争小说固有的审美品格日渐远去,高尚的伦理道德、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抛头颅撒热血的革命激情被拥抱世俗、利益为上的审美心理所取代,充满激情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被浓重的功利的实用主义所取代,英雄话语被军人现实所取代。除此之外,女性进入革命战争小说的舞台,小说在女性视角的审视下,对战争女性的悲剧作了富有深度的开掘,突破了以往战争题材的宏大叙事模式,在战争的残酷与女性的柔美之间形成矛盾的张力,从女性角度描写战争,以女性的心路历程来还原战争的本质,对女性的战时深层心理感受进行了非常真实的表现,体现了对女性独有的性别处境的特殊关怀,给人以心灵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