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走势的不确定性,各国的经济复苏进程不一。在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产业链重塑和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的格局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许多新的金融风险和挑战。在本世纪过去的二十年中,极端风险的发生与蔓延均对相关国家金融体系安全造成严重冲击。由于当前金融机构间普遍存在的关联性特征,聚集的金融风险可能产生溢出效应,即当某一金融机构遭遇风险情况时,随着自身风险在逐步积累,与其在资产、负债、合作等项目上相互关联的机构也可能受负面影响波及,风险出现扩散趋势。因此,防范金融领域风险,尤其是防范由极端事件出现进而引发的极端传染性风险,是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一以贯之的重要任务。基于以上背景,本文综合考虑我国金融机构间极端传染性风险的传染源头和传染路径,探究2015-2020年期间中国金融市场机构极端风险程度,以及资产负债、部门之间和组织治理等多条渠道的极端风险传染情况变化,分别选取分位数为10%、5%和1%代表极端情况的严重程度（其中1%分位数代表最严重的极端情况）。将各金融行业部门及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房地产业均纳入研究范围,按申万二级行业分类划分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多元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最后,采用高阶空间自回归模型衡量中国金融机构的极端传染性风险情况,结合系数表现观察多年份各个渠道的极端风险传染程度,根据渠道系数计算各机构的极端传染性风险水平并进行具体分析。本文主要研究结论有:第一,2015-2020年中国金融机构的极端风险度量水平呈现先降低后升高态势。随着十九大以来金融监管持续发力,2017年起个体风险水平有明显降低,各机构风险度量值在平均值上下小幅波动,其中房地产与多元金融业风险水平相对较高。第二,在不同的风险传染渠道中,跨部门传染和组织治理渠道始终存在较高的风险传染性。而当极端情况较为严重时,资产渠道会加速传染性风险的扩散,使机构的风险水平升高。第三,大型商业银行作为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庞大的资产负债规模,在大多数情况下始终起风险抑制作用。但当风险程度急剧升高,极端情况已经到达使其自身无法弥补相关损失的时候,大型商业银行会从风险吸收迅速转变为风险溢出角色,加速金融市场整体的极端风险传染速度,加重市场损失程度。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如下三点建议:第一,通过采取可量化方式度量房地产及多元金融机构极端风险水平。参考系统重要性银行等重要性机构的评估体系,针对房地产及多元金融业进行多方面综合考量,并对行业重要性机构提出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进行风险预防。第二,对组织治理情况相似度高的机构实行“分组监管”,根据组别设定风险阈值,通过观察各组别金融机构的动态及时了解当前机构风险状况,与风险阈值进行对比,避免相似度较高的机构集中出现风险聚集倾向。第三,关注大型商业银行运行状况,不断增强大型商业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确立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银行业风险监管体系,减少风险暴露情况,防止由于大型银行自身极端风险程度过高导致的风险溢出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