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华沙公约》的订立标志着国际民用航空运输业全球统一规制的开始。此后的80多年,在《华沙公约》基础上演化出了“华沙体系”。进入新世纪,“华沙体系”最新的文件—《蒙特利尔公约》也陆续在各国生效。“华沙体系”主要用于规制国际民用航空运输承运人的法律责任。在国际民用航空运输中,国际空难是极为严重的航空事故之一,对国际空难情况下承运人对旅客赔偿责任的规制就显得极为重要。我国对于国际空难情况下承运人对旅客赔偿责任这一领域的研究较少,国外相对较多,特别是作为世界头号航空大国的美国。本文将运用历史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实证分析方法对国际空难中承运人对旅客赔偿责任涉及的最关键的两个法律问题即归责原则与责任限额、承运人的赔偿范围以及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所提出的最新问题—“旅客居所地法院管辖权”进行论述。本文主要分为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概述。在这一部分,作者通过对国际航空事故、国际航空事件以及国际空难这三个概念的比较,确定本文所论述的范围,以使得行文目的明确。第二部分主要论述归责原则与责任限额。此问题为国际空难中承运人对旅客赔偿责任所涉及的两大主要法律问题之一。也是“华沙体系”自初创到如今80多年间各国争论不休的最主要问题。归责原则从过错推定责任原则逐步向严格责任原则演化,而与之相伴随的是责任限额不断提高。归责原则与责任限额,看似是两个问题,而在“华沙体系”文件中,二者密不可分,紧密结合,实则为一个问题。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推出的“双梯度责任制度”,更是让二者无法分割。“双梯度责任制度”是航空强国与航空弱国相互妥协的产物,标志着华沙责任体系的新发展。第三部分主要论述承运人的赔偿范围。此问题是国际空难中承运人对旅客赔偿责任所涉及的另一个主要法律问题。关于赔偿范围,争论最大的莫过于精神损害赔偿如何确定以及惩罚性赔偿是否合理这两个问题。国际航空事故情况下精神损害赔偿的确定各国争议颇大,80多年来仍旧无法达成一个统一的标准。但是经历多年的争吵以及各国对于旅客精神健康的重视,现在能够形成一个普遍的看法,即与航空事故有因果联系且造成了身体损害或者由身体损害引起的精神损害可以赔偿,而纯粹的精神损害无法赔偿。此一观念正在各国空难司法实践中得到适用。至于惩罚性赔偿,本身就与私法的补偿性原则不相容,因此仅为某些法院提倡而并不为各国支持。本文第四部分所论述的旅客居所地法院管辖权,并非为国际空难中承运人对旅客赔偿责任所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但是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已经陆续在各国生效,其将作为整个“华沙体系”文件的替代者,对于本公约新提出的四个管辖权法院之外的旅客居所地法院管辖权,我们不能够忽视。旅客居所地管辖权的适用,给予空难受害者更多的选择管辖法院的空间,对于保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极为重要。本文第五部分为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