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对翻译作品的优劣和译者水平的评价，总是从“忠实”、“对等”的危度，从原著为中心的角度去考察。传统翻译理论总是认为文本的意义是确定的，具有客观性，可以完全被译者认识，并且可以一模一样的临摹过来。因此，译者被赋予了不同的身份，如临摹者、仆人、翻译机器等：要做好翻译，译者必须丧失自己的个性，忠心耿耿的对作者负责。翻译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主观意识参与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要把自己作为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在另一种文化中表达出来，这就会不可避免的加入主观的东西，把自己的个性融入其中。 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的“文化转向”为我们开辟了译学研究的新视角。随着“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确立，西方理论家加深了对翻译领域的研究。关于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从被忽略到得到确认，甚至发展为强调译者对文本的操纵，受到西方理论界的广泛关注。我国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也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代表人物有袁莉、谢天振、许钧、查明建等，他们从不同侧面论证了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和译者的主体性地位。本文试图在现代翻译研究的基础上，对翻译主体和译者主体性、女性主义译者主体性认识以及译者对原文的操纵等进行分析。 无可置疑，译者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和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发展对译者主体性地位的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女性主义翻译理论认为，让译者对原文忠实，如同让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绝对忠实，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能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标就是要识别和批判那些混淆不清的概念，即：将女性和翻译置于社会和文学的底层。因此，一些女性主义译者积极探讨翻译被“女性化”的过程，并努力动摇那些维持这种联系的权威架构。译者主体性作为复杂的翻译活动的一部分，对翻译过程有着多方位多层面的影响，应该被重新审视。 翻译在文化交流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众所周知，翻译中的最大障碍即文化障碍。面对两种文化的碰撞和冲突，译者要么选择忠实，要么选择背叛。如果选择了后者，操纵就不可避免。简而言之，译者对源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态度常常决定译者的选材和翻译策略，译者的主体性因此也就得到了极大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