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信息技术取得突破式发展,互联网的出现在空间上分离了诈骗行为实施者和被害人,传统诈骗犯罪随着通信信息技术的发展衍生出电信网络诈骗这种新型的犯罪形式。电信网络诈骗近几年已经演化成集团化、流程化的批量作案模式,诈骗集团内部的犯罪人逐渐分化为诈骗信息传送者和取款者两部分。取款者这类角色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最易落网,同时在定罪处罚上也因法律规定了诈骗罪等上游犯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下游赃物犯罪而变得更为复杂。因此值得总结常见的类型化取款行为,分析现有犯罪认定标准以及司法现状,总结现有犯罪认定标准无法解决的取款者刑事责任认定难题,在深入理解司法解释以及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电信网络诈骗取款行为应然犯罪认定标准,以期能够一定程度厘清电信网络诈骗中取款行为的犯罪认定。对现阶段频发的电信网络诈骗取款行为可以进行如下类型划分:“事前通谋”型取款行为、“事后通知”型取款行为、提供银行卡并实施取款行为和上门取款行为。为了应对日益滋生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司法机关有针对性的出台了犯罪认定标准,特别是《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惩处关联犯罪、认定电信诈骗共同犯罪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现有犯罪认定标准具有标准不清晰、不细致等问题,《意见》第3条和第4条对取款者构成诈骗罪共犯的主观标准没有做出清晰的界定;本文对《意见》出台后2017年间全国范围内帮助取款人刑事责任认定裁判文书共47篇进行了统计分析,总结出现有电信诈骗取款行为犯罪认定标准不能解决的以下问题:取款行为构成诈骗罪是否以“事前通谋”为必要条件;取款人主观明知内容在取款行为犯罪认定中的影响;取款人与诈骗集团“事前通谋”的时间、内容对取款行为犯罪认定的影响;帮助取款人构成诈骗罪主犯、从犯标准问题。在对电信网络诈骗取款行为应然犯罪认定标准进行分析时,首先,基于犯罪本质在于法益侵害,诈骗罪应以“失控说”为既遂一般标准,并分析不同转款方式的电信诈骗案件的具体既遂时点,被害人通过网上银行、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台转账、汇款的以被害人将钱款汇入电信诈骗集团控制的账户作为既遂时点,被害人通过银行自助柜台机转账的以度过24小时反悔期为既遂时点,上门取款的以被害人向取款人交付钱款为既遂时点。其次,分析取款行为应然犯罪认定标准中的客观要素。鉴于取款行为成立诈骗罪应当与正犯结果具有因果关系,而取款行为本身发生于诈骗罪既遂后,只有“事前通谋”能够加强正犯的犯罪决意、优化诈骗集团人员分工,与正犯结果之间的产生心理的与物理的因果关系,因此取款行为构成诈骗罪应以“事前通谋”为必要条件,同时事前通谋的“事前”时间界点应该限定在实行行为终了之前而不是诈骗罪既遂之前。最后,分析取款行为应然犯罪认定标准中的主观要素。应该对取款人主观方面属于“明知是诈骗所得”还是“明知他人实施电信诈骗”进行区分,取款人主观方面属于前者的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后者则与“明知是诈骗所得+事前通谋”实质意旨相同。取款行为构成诈骗罪要求行为人与诈骗集团“事前通谋”,通谋内容即可以针对诈骗全部事宜也可以是仅仅承诺帮助取款,通谋内容决定取款者共犯类型,就诈骗全部事宜进行通谋的构成诈骗罪正犯,事前仅承诺事后帮助取款的构成诈骗罪帮助犯。上述犯罪认定标准符合诈骗罪的构造以及帮助犯基本原理,同时可以厘清下游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上游诈骗罪帮助犯的处罚关系,细化、精确取款者责任的认定,避免取款者轻罪重罚。同时本文提出的犯罪认定标准也对取款者何时与犯罪集团产生犯意沟通,犯意沟通内容为何等客观事实的认定提出了较高要求,这就要求公安机关以及司法机关在案件侦破以及定罪的过程中,注意对客观证据的搜集固定和审查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