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外文献对全球价值链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但大多数研究存在一个较大的缺陷，那就是没有明确识别全球价值链中把国内与国外企业连接起来的内在介质因素——外围知识（与企业拥有的核心知识对应，是指发包企业内部拥有的为促进已外包业务的顺利完成所需要的知识），因而也就难以对国内外企业的创新互动关系做出全面、深入的分析。本文从外围知识这一全新的研究角度切入，以模块化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把业务外包模式区分为知识挖掘型和能力利用型两种模式，进而对国内承包企业与国外发包企业在这两种模式下的创新互动关系进行了探讨。经过比较发现，前一种模式的特点是，对外围知识的使用主要集中于承包企业一方，是“知识”继续利用的过程（对现有外围知识的提高、拓展或替代的过程）；后一种模式的特点则在于，发包企业介入了外围知识的继续开发，是“能力”继续利用的过程（通过对现有外围知识进行重新组合或者把现有外围知识与其他领域的新知识相结合而产生新知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涉及到的知识的核心程度还是双方的互动程度，都要高于前一种模式。　　 在知识与能力以及外围知识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三个研究问题来探讨本土企业的创新空间和突破路径问题：一是从外围知识的角度看，国内外企业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创新互动问题的本质是什么？针对国外企业两种不同的发包模式，本土企业的创新空间有何不同？又该如何突破国外企业基于外围知识的封锁？二是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被大多学者冠以“嵌入”的标签，但实际研究时这些学者却是遵循“资源不对称依赖——权力不对等——价值压榨”这一逻辑展开的。“嵌入”逻辑和资源依赖不对称带来的“权力压榨”逻辑并不相同，前者强调的是企业间关系和社会资本的作用，后者侧重于研究资源不对称带来的控制和权力压榨问题。这两个不同的逻辑在全球价值链研究中的关系如何？是相互补充的，还是相互替代的？二者能不能统一，如何统一？它们又是如何影响本土企业的创新空间和突破路径的？第三个问题是，把上述关系层面的研究扩展到网络层次后如何加强本土企业的创新研究？国内的实践表明，越来越多的国内本土化企业是通过结网这一形式加入到全球价值链中来的，那么，从网络层面切入又该如何对本土化网络展开研究？本土企业在网络嵌入中将会采用何种方式突破国外公司的控制？　　 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全新的研究，而且全球价值链研究中涉及到的企业太多、变量太多，即使控制住一些变量，剩下的变量在数量上也远远超出了现有研究所能容纳的最大水平，所以简单的因果分析难以解释清楚复杂的现实。基于这种考虑，本文舍去实证研究范式，转而在典型案例的观察和关键概念思辨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的是理论推演为主的研究路径，其间辅以必要的案例分析。　　 对上述第一个问题，本文的研究表明，在知识挖掘型外包模式下，处于承包商地位的国内模块企业可以采用以下两类创新路径来突破国外厂商的控制：一类是渐进性创新，即拓展主导设计；一类是根本性创新；即新建外围技术标准。在第一类创新过程中，创新面临的本土化压力成为一个关键变量。当创新的幅度大、不确定性高，但该创新面临的本土化压力也大时，那么，在这一创新过程中，国内企业获取国外厂商架构知识的速度要快于对方获取本企业元件知识的速度，因而国内企业具有较大的创新空间，也就具有了突破发包企业基于外围知识控制的可能；相反，当创新的幅度大、不确定高，但该创新面临的本土化压力比较小时，国外厂商会利用其掌握的外围知识对国内模块厂商开展的渐进创新进行逆向吸收，而且这一吸收的速度要高于国内厂商对国外厂商知识的吸收速度，结果国内厂商在该类创新中获得的知识就会被国外厂商“无偿”获取，相应的，其创新带来的大部分收益也将被国外发包厂商剥夺，从而国内企业的创新空间被极大的压缩，也将难以突破发包企业基于外围知识的控制。在第二类创新过程中，承包企业进行的根本性创新，可能会使发包企业拥有的外围知识贬值，进而突破发包企业的控制，但这一过程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包企业：发包企业的市场势力越强大，这一根本性创新的最终影响程度就越不确定。　　 基于理论推演与案例观察结合的研究，本文的一个研究结论是：在知识挖掘型外包模式下，国内企业创新空间的大小受制于掌握外围知识的发包企业，因而，本土企业要突破发包企业基于外围知识的控制存在相当大的难度，即使成功突破了这种控制，其成功后带来的收益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面对这一情形，国内企业介入到发包企业能力利用型外包模式中，并通过这一模式获取对方比较核心的知识，就成为一条现实可行的策略。　　 本文把能力利用型外包模式界定为研发外包的一种，认为发包企业可以通过“近模块化”方式来实现这一过程。所谓近模块化，是介于完全模块化和完全内部化的一种中间状态，指在企业内外部同时组织研发活动。这一中间状态是一种与“自制”、“外包”并列的治理模式。通过模块具有的“协同非专用”特性，本文迸一步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量化描述，并从博弈分析角度对这一模式下国内外企业的创新互动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近模块化模式下，依赖不对称和关系资本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如果能够实现两者的共存，将会极大地拓展国内企业的创新空间，增加突破国外发包企业控制的成功机率。那么，如何才能把两者纳入统一个分析框架？两者共存的条件是什么？又是如何促进双方企业创新合作，进而拓展本土企业的创新空间的呢？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文对资源依赖概念进行了重新解读，借鉴已有的研究，把资源依赖区分为“依赖不对称”（dependence asymmetry，简写为DA，指双方对对方依赖性的差值）和“联合依赖”(joint dependence，简写为JD，指关系主体双方对于对方的依赖性的加总)两个相互独立的维度。具体地，前者对应的是全球价值链中的“权力压榨”逻辑，后者对应的是“嵌入”逻辑。根据这两个维度上的程度高低之差别，可以得到如下表所示的四种情况（为了区分在DA和JD程度上的不同，本文统一用H代表高的程度，L代表低的程度）：引入外围知识这一概念，因而只能指出问题，却无法提供完整的答案。本文认为，这类研究和知识挖掘型外包模式在内涵上是一致的：首先，在这一模式下，发包企业利用其掌握的外围知识对外包业务（产品或服务）进行模块化设计，然后将各模块分别外包出去，这样就可以利用其掌握的外围知识对对作为承包商的国内企业的创新进行控制，从而承包、发包企业间的关系就表现为低的联合依赖特性和高的依赖不对称特性。把这类研究纳入到知识挖掘型外包模式中，相应的问题就转化为承包企业如何通过创新突破发包企业基于外围知识的控制。　　 目前学者们对于其它几种情况尤其是第二种情况还鲜有深入的探讨，也未关注第四种情况向第二神情况转化的过程（需要说明，我们在本研究中也排除了第一种情况和第三种情况，因为这两种情况都需要在资源依赖不对称程度低的前提下进行研究，而这一前提和全球价值链中固有的较高的依赖不对称这一现实不吻合，因而不把这两种情况列入本文的研究对象）。　　 本文对第四种情况及其与第二种情况关联的研究，主要是在“近模块化设计”的模式下进行的。首先，国内外企业之间较高程度的依赖不对称性特性由于是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的，因而国内企业必须在接受这一前提下寻找获取对方核心知识的途径，而“近模块化”方式有助于实现这一过程，比如承接对方的研发外包业务、建立企业间或团队间社会资本，就成为达到这一目的的可行之路。　　 在越过了研发合作的门槛值以后，国内企业如何继续进行研发活动，会面临两条道路的选择：一是进行单向关系投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发；一是获取双向关系投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发。　　 第一条道路代表的是国内企业从表1的第四种情况向第二种情况过渡的过程。因为研发合作需要在发包和承包企业之间建立起企业间或团队间社会资本，大部分越过了合作门槛值的国内企业虽然已经开始和国外企业进行同步研发，在研发方式方面具备了“近模块化”的内涵，但在研发深度方面与国外公司差距太大，无法得到国外公司的关系投资，从而无法建立企业间或团队间的社会资本，这样就会面临是否继续进行单向关系投资的困境：假如不进行单向关系投资，关系的持续性没有保证，组织间的信任无从谈起，从对方获取较为核心知识进而拓展自身的创新空间也就更不可能；假如进行单向关系投资，虽然此举使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得以保留，但也可能会导致更大的损失，如这些关系投资被对方机会主义的使用给本企业带来损害等。本文认为这一单向关系投资的意愿和额度受到以下几个因素的调节，也就是说，本土企业代工能力越强，企业间拓展业务交易的机会越多，企业间业务交易量越大，那么，国内企业进行单向关系投资的意愿和额度就会增大，进而获取对方较为核心知识的可能也会相应的增加，拓展其创新空间的可能也会增大。　　 对国内企业面临的双向关系投资情况的分析表明，虽然依赖不对称程度低和联合依赖程度高时国内外企业进行双向关系投资的可能性最高，但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这一状况并不常见，常见的是表1所示的第二种情况：双方的依赖不对称程度和联合依赖程度都很高，那么，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出现这一种情况？这种状况下又是如何帮助企业获得联合研发的优势？本文借用“两栖”的概念，通过“权力压榨”逻辑和“嵌入”逻辑的对比分析指出，与依赖不对称程度和联合依赖程度都高的状态对应的是一种组织两栖的情形（“两栖”的含义是指平衡两个相互矛盾的行为的能力，这种能力使看似矛盾的两个行为在一个组织内能够同时存在，并且因为这对相矛盾的行为之间会产生一种创造性张力，从而会在对立统一中提升企业的绩效）。本文认为，如果在发包与承包企业间建立起合适的两栖情境，就会出现资源依赖不对称程度和联合依赖程度都很高相并存的情形，在这一情形下，国内外企业会进行双向的关系投资，由此提升合作创新的绩效，进而增加本土企业获得对方较为核心知识的机会，拓展其创新空间。　　 本文分别在坏境不确定状态下和技术不确定状态下对两栖情境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在环境不确定状态下，国外公司拥有的本土化经验越多，高程度的资源依赖不对称(HDA，High degree of dependence asymmetry)和高程度的联合依赖(HJD，High degree of joint dependence)越容易共存，越可能促进双方进行更多的创新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本土企业的主动学习意识越强，就越可能扩大其创新空间；在技术不确定状态下，当国外公司主动提供协同知识时，这类知识的专有性越强、国外公司对创新产权的分配越合理，HDA、HID越容易共存，越会促进双方进行更多的创新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本土企业的主动学习意识越强，就越可能扩大其创新空间；当国外公司被动提供协同知识时，国外公司越能控制合作的领域，本土企业承诺不把合作研发知识用于竞争性项目的可信性越高，HDA、HID越可能共存，越可能促进双方进行更多的创新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本土企业的主动学习意识越强，就越可能扩大其创新空间。　　 那么，又该如何在企业间建立起两栖能力呢？本文认为，所谓的两栖能力应该通过存在于企业间这样的一类整合机制来体现，这类整合机制能够帮助企业解决其面临的两种行为对立或矛盾的困境，帮助企业正确面对和平衡企业间充满“创造性张力”的矛盾状态，促进企业在两种行为的对立统一中获得更多的合作创新成果。本文提出，两栖能力可以通过三条途径来体现：一是各个参与企业拥有的企业间合作经验；二是企业间合作关系中采用的具体治理机制，只要这种治理机制能够促进组织间多部门的合作，就可以帮助企业得到更多的两栖之益处；三是企业间高层团队参与、协同的程度。高层团队拥有决策权，该种团队的参与和协同能够在两栖状态下帮助双方企业取得更好的研发合作绩效。企业间的两栖能力越强，本土企业在合作创新中获得新知识的可能越大，就越可能扩大其创新空间。　　 在上述企业间关系层面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把研究范围扩展到网络层次。首先，把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涉及到的网络分为国外的跨国公司网络和国内的企业网络。其次，根据两类网络合作的形式（股权合作还是非股权合作），进一步把国内网络分为外源性网络和内源性网络，并从技术能力、社会资本和网络知识三方面对二者进行了区分，进而探讨了从外源性网络中脱生出内源性网络的可能性和脱生途径。最后，对内源性网络和外源性网络如何摆脱国外网络控制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以下的结论：第一，外源性网络在技术能力方面高于内源性网络，但在社会资本和网络知识方面可能处于劣势；第二，在内源性网络和外源性网络的技术能力差距较小的情况下，相对于外源性网络而言，本土内源性网络将是自主创新的主要力量。而如果这一内源性网络可以脱生于外源性网络，那么，其自主创新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从而作为承包商的国内企业可藉此突破国外跨国公司基于外围知识而对之实施的控制。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研究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引入外围知识这一概念，为国内外企业进行知识或能力的比较建立一个共同基准。在将国外企业之外包业务区分为知识挖掘型的外包业务和能力利用型的外包业务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面对这两种不同的外包模式下国内企业创新空间和突破策略，由此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国内外企业之间的创新互动轨迹。　　 (2)基于有关能力利用型外包业务实质是“近模块化”的业务外包关系以及模块间“协同非专用”特性的认识，对近模块化这一新的概念进行了量化描述，并在这一模式下建立了承发包企业间的研发博弈模型，得出了两者间的博弈均衡策略，为国内承包企业如何获得对方的研发知识指出了道路。　　 (3)将全球价值链研究中的“嵌入”逻辑和“权力压榨”逻辑结合起来进行发包与承包企业间关系的对比分析，初步解决了全球价值链中“嵌入”逻辑和“权力压榨”逻辑之间的悖论平衡问题，明确了允许这一悖论存在的两栖情景，指出了平衡这一悖论所需的两栖能力的具体内容和其作用机制。　　 (4)从技术能力、社会资本和网络知识三个方面对内源性网络和外源性网络进行了区分，提出了从外源性网络中脱生出内源性网络的机制和条件，对内源性网络和外源性网络获取竞争优势的途径进行了对比分析，为将来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空间，由此拓展了现有的组织网络研究成果。　　 本文的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本文的研究结论和理论命题尚需大规模的实证检验。虽然在全球价值链相关的前沿课题研究中，理论推演是一种可取的方法，但理论建构的正确与否尚需通过实证检验来证实：　　 (2)本文建立的理论分析模型只是对如何解决全球价值链中“嵌入”和“权力压榨”悖论的一个初步探讨，对于一些细节问题还缺乏深入的探讨。例如，本文仅仅探讨了两栖环境的建立，对于两栖能力建立后如何发挥作用缺乏深入分析，还有网络层次的探讨还应结合具体案例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等等；　　 未来的研究除了可以在上述方面弥补本文现有的不足及完善理论模型外，还可以进一步对以下课题进行深入探讨：　　 (1)本研究中把研发外包涉及到的变量都假定为关系资本的函数，那么，将其他变量（例如研发收益的分配问题）加入后，应该如何展开对研发外包这一前沿问题的更深入的研究，以及如何建立研发外包的演化博弈模型等。　　 (2)网络“脱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多层次、多角度和跨学科的研究。本文在内源性网络研究中做出的这方面尝试还深入不够，将来需要借用复杂网络的系统分析方法，比如引入仿真试验，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更为深入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