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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战争颇具“新意”
冷戰时期,由于美苏能够相互确保核摧毁,代理人战争这种间接扩充势力范围的方式成为两个超级大国的首选。从阿以冲突到越南战争再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代理人战争此起彼伏。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动辄纠集盟友亲自上阵,代理人战争逐渐淡出视线。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利比亚和叙利亚相继爆发内战,代理人战争重新粉墨登场。在2017年,从也门到叙利亚再到乌克兰,代理人战争的魅影随处可见。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也带有代理人战争的色彩。从一定意义上讲,2017年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军事冲突都可称为代理人战争。
不过,与传统的代理人战争相比,当前的代理人战争具有两层“新意”:
第一,代理关系更加复杂。在也门,胡塞武装和哈迪政府分别得到伊朗和沙特的支持,而伊朗和沙特的背后又分别站着俄罗斯和美国。在叙利亚,参与博弈的“玩家”既有土耳其、以色列这样的周边邻国,又有伊朗、沙特这样的地区性强国,甚至还包括美国、俄罗斯这样的世界性大国,利益关系盘根错节、极为复杂。代理关系多样化的后果是冲突各方难以达成妥协,实现和平的阻力进一步增大。
第二,作战模式发生变化。在传统的代理人战争中,幕后国通常只负责出钱出枪出顾问,不会派遣作战力量直接参与作战行动。在当今的新代理人战争中,幕后国不仅负责训练和装备当地盟友,而且还派遣作战力量深度参与其中。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行动中,美军不仅提供情报和空中火力支援,而且派出数百名特战人员“下沉”到当地盟友的营级部队提供战术建议,甚至派出炮兵、陆航等地面作战力量直接参战。
以美军101空中突击师第2旅战斗队为例,该旅在协助伊拉克政府军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作战中,四分之一的兵力扮演顾问和援助角色,四分之三的兵力执行空地协调、道路清障、桥梁架设、通信和后勤保障等任务,协助伊政府军开展机动集结、情报侦察和火力打击等行动。
城市战成为制胜关键
《孙子兵法》曰:“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城市作战难度大、伤亡多,历来是兵家大忌。然而,过去一年世界范围内几场大规模军事冲突均主要围绕城市展开。
在阿富汗,塔利班与阿政府军及其北约盟友的交战行动主要发生在各省首府,目的是争夺地区控制权。在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大本营萨达以及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是交战双方的作战焦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摩苏尔、塔尔阿法、拉卡和代尔祖尔等主要城市是国际反恐战争的主要战场。特别是围绕摩苏尔和拉卡的城市争夺,成为国际反恐联盟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大决战,直接加速了该组织的覆灭。
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人口、科技和军事中心,是战争资源的聚集地。控制了城市,就拥有了发动战争的资本,就可以稳定整个态势。另外,城市也是权力的象征,城市的得失可以极大地影响民心士气。正如列宁所指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动力。”鉴于此,城市正日益成为现代战争的主战场。
从过去一年发生的几场大规模城市攻防战看,现代城市作战有两大特点:
一是持续时间长,人员伤亡大,战斗血腥残酷。城市地形复杂、街道纵横、楼房林立、人口密集,难以发挥地空火力优势。通过大量设置障碍物和简易爆炸装置,辅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战法,可对攻城部队造成大量杀伤,导致攻城作战久拖不决。以摩苏尔战役为例,开战仅两个月,伊政府军方面就损失了近2200名士兵、警察和民兵,另有4500多人受伤;至战役结束,伊政府军阵亡约6000人,一线作战部队的阵亡率高达25%。整场战役持续近9个月,几乎是计划用时的4倍。进行战后点评时,美国陆军中将史蒂芬·汤森德感慨:摩苏尔之战是他参军34年来见过的最惨烈的城市作战。
二是附带毁伤多,对基础设施破坏大,往往引发人道主义危机。从也门萨那到叙利亚代尔祖尔再到伊拉克摩苏尔,持续不断的空袭和地面战斗导致大量民房损毁,水厂、电厂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各种生活必需品奇缺,居民生活苦不堪言。特别是摩苏尔,部分城区90%的基础设施毁于战火,70%的私人财产被战争吞噬,数千平民在交火中丧生,近90万人流离失所,其情景犹如人间地狱。
混合战特征日趋鲜明
自2006年的黎以冲突以来,混合战争已成为现代军事冲突的主要模式。过去一年世界范围内几场主要军事冲突,无不带有鲜明的混合战争印记。
与传统大规模常规战争和小规模非常规战争不同,混合战争是一种大杂烩式的战争形态。在这种战争形态下,战与和的界限更加模糊,表现形式更加多样,作战样式更加融合。总的来说,2017年的几场混合战争具有三个共同特征:
其一,作战力量多元混杂。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参战力量既有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军,又有美军、俄军这样的大国军队;既有教派民兵,又有部落武装;既有分裂势力,又有恐怖组织。这些参战力量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冲突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特别是形形色色的非国家行为体,成员成分复杂、装备高低混搭,行为方式与国家行为体截然不同,根本不按传统的战争规则出牌,甚至不接受国际准则的约束,因此极难应对。
其二,作战样式高度融合。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围绕重要城市和北部边界地区发生了一系列交战,其中既有山地攻防、空袭与反空袭这样的常规作战,也有跨境游击战、海上伏击战这样的非正规作战,甚至包括针对沙特境内油田、机场等民用目标发动的导弹恐袭战。截至目前,胡塞武装与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依然处于混战状态。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国际反恐联盟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缠斗更加激烈。从乡村地道战到城市攻坚战,从反恐作战到反暴乱行动,从心理战到舆论战,各种常规和非正规作战相互交织、同时出现。特别是摩苏尔战役,融合了虚拟和现实两个战场,包括实体和观念两场战役。其中,实体之战发生在摩苏尔的大街小巷和高矮楼房,钢铁和炸药唱主角,彼此追求对方的物理摧毁;观念之战发生在脸谱、推特等社交媒体,不断刺激交战双方官兵以及摩苏尔居民的大脑皮层,重在攻心夺志。 其三,战争手段多样混合。2017年8月美国出台阿富汗新战略后,一边通过增兵强化军事打击,一边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系列新举措。政治上,加强与塔利班的接触,积极促成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政治和解;经济上,瞄准塔利班每年2至4亿美元的毒品收入,加强对塔利班毒品工厂的系统性打击;外交上,要求北约盟友加强对美国的兵力和资金支持,持续向巴基斯坦施压,鼓励印度在阿富汗发挥更大作用。与此同时,美国还公开废除撤军时间表,通过各种媒体表明“不达目的不收兵”的决心。
非对称战法广泛运用
所谓非对称性作战,就是以己之长击彼之短,做到制人而不受制于人,实现作战效益最大化。作为一种军事思维,非对称性作战并非强者的专利,既可以是强军击败弱旅的最佳选择,也可以成为弱旅抗衡强敌的有效手段。过去一年,在也门、伊拉克、阿富汗等主要战场,非对称性战法得到广泛运用。
在也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充分发挥海空优势,依靠空中力量对胡塞武装的指挥所、弹药库等重要目標实施精确轰炸,同时出动海军封锁也门沿海各港口。与此同时,胡塞武装针锋相对地采取了一系列非对称性战法,例如派遣小股力量频繁发动越境袭击,消耗对手有生力量;使用反舰导弹伏击沙特海军,击沉击伤多艘沙特军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沙特腹地重要军事和经济目标,制造安全和经济恐慌。特别是2017年11月以来,胡塞武装多次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导弹袭击,极大地震动了沙特朝野。
在伊拉克,为确保收复摩苏尔,伊政府军集结10余万大军对摩苏尔形成合围之势,双方兵力对比超过10∶1。另外,伊政府军还得到美、澳、加等9国空军支援,进攻发起头3天,联军飞机每8分钟投下1枚精确制导炸弹,保证了攻城部队在城市外围的快速推进。作为防守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也不甘示弱,如依托复杂的地下坑道体系开展地道战,利用城区有利地形组织伏击战,等等。此外,极端分子还广泛发动自杀式袭击。按照伊军指挥官阿卜杜尔·阿拉少将的说法,在整个摩苏尔战役中,极端分子共使用了400多人肉炸弹和1200多辆汽车炸弹,极大延缓了作战进程。
在阿富汗,美军继续依靠空中力量打击塔利班武装和“伊斯兰国”组织阿富汗分支。美军2017年4月使用了号称“炸弹之母”的GBU-43/B大型空爆炸弹,摧毁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地下藏身所;8月以来,陆续从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抽调F-16等战机支援阿富汗战争;11月,出动了最先进的F-22战机执行空袭任务。特别是阿富汗新战略出台后,美军明显提高了空袭强度,9月份投放炸弹751枚,是2010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前,美军正在总结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成功经验,意图将其应用到阿富汗战场。
(摘自2017年12月21日《解放军报》。作者单位:陆军指挥学院)
冷戰时期,由于美苏能够相互确保核摧毁,代理人战争这种间接扩充势力范围的方式成为两个超级大国的首选。从阿以冲突到越南战争再到苏联入侵阿富汗,代理人战争此起彼伏。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动辄纠集盟友亲自上阵,代理人战争逐渐淡出视线。
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在外部势力的干预下,利比亚和叙利亚相继爆发内战,代理人战争重新粉墨登场。在2017年,从也门到叙利亚再到乌克兰,代理人战争的魅影随处可见。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也带有代理人战争的色彩。从一定意义上讲,2017年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军事冲突都可称为代理人战争。
不过,与传统的代理人战争相比,当前的代理人战争具有两层“新意”:
第一,代理关系更加复杂。在也门,胡塞武装和哈迪政府分别得到伊朗和沙特的支持,而伊朗和沙特的背后又分别站着俄罗斯和美国。在叙利亚,参与博弈的“玩家”既有土耳其、以色列这样的周边邻国,又有伊朗、沙特这样的地区性强国,甚至还包括美国、俄罗斯这样的世界性大国,利益关系盘根错节、极为复杂。代理关系多样化的后果是冲突各方难以达成妥协,实现和平的阻力进一步增大。
第二,作战模式发生变化。在传统的代理人战争中,幕后国通常只负责出钱出枪出顾问,不会派遣作战力量直接参与作战行动。在当今的新代理人战争中,幕后国不仅负责训练和装备当地盟友,而且还派遣作战力量深度参与其中。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行动中,美军不仅提供情报和空中火力支援,而且派出数百名特战人员“下沉”到当地盟友的营级部队提供战术建议,甚至派出炮兵、陆航等地面作战力量直接参战。
以美军101空中突击师第2旅战斗队为例,该旅在协助伊拉克政府军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作战中,四分之一的兵力扮演顾问和援助角色,四分之三的兵力执行空地协调、道路清障、桥梁架设、通信和后勤保障等任务,协助伊政府军开展机动集结、情报侦察和火力打击等行动。
城市战成为制胜关键
《孙子兵法》曰:“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城市作战难度大、伤亡多,历来是兵家大忌。然而,过去一年世界范围内几场大规模军事冲突均主要围绕城市展开。
在阿富汗,塔利班与阿政府军及其北约盟友的交战行动主要发生在各省首府,目的是争夺地区控制权。在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大本营萨达以及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是交战双方的作战焦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摩苏尔、塔尔阿法、拉卡和代尔祖尔等主要城市是国际反恐战争的主要战场。特别是围绕摩苏尔和拉卡的城市争夺,成为国际反恐联盟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大决战,直接加速了该组织的覆灭。
之所以出现上述现象,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人口、科技和军事中心,是战争资源的聚集地。控制了城市,就拥有了发动战争的资本,就可以稳定整个态势。另外,城市也是权力的象征,城市的得失可以极大地影响民心士气。正如列宁所指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动力。”鉴于此,城市正日益成为现代战争的主战场。
从过去一年发生的几场大规模城市攻防战看,现代城市作战有两大特点:
一是持续时间长,人员伤亡大,战斗血腥残酷。城市地形复杂、街道纵横、楼房林立、人口密集,难以发挥地空火力优势。通过大量设置障碍物和简易爆炸装置,辅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战法,可对攻城部队造成大量杀伤,导致攻城作战久拖不决。以摩苏尔战役为例,开战仅两个月,伊政府军方面就损失了近2200名士兵、警察和民兵,另有4500多人受伤;至战役结束,伊政府军阵亡约6000人,一线作战部队的阵亡率高达25%。整场战役持续近9个月,几乎是计划用时的4倍。进行战后点评时,美国陆军中将史蒂芬·汤森德感慨:摩苏尔之战是他参军34年来见过的最惨烈的城市作战。
二是附带毁伤多,对基础设施破坏大,往往引发人道主义危机。从也门萨那到叙利亚代尔祖尔再到伊拉克摩苏尔,持续不断的空袭和地面战斗导致大量民房损毁,水厂、电厂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各种生活必需品奇缺,居民生活苦不堪言。特别是摩苏尔,部分城区90%的基础设施毁于战火,70%的私人财产被战争吞噬,数千平民在交火中丧生,近90万人流离失所,其情景犹如人间地狱。
混合战特征日趋鲜明
自2006年的黎以冲突以来,混合战争已成为现代军事冲突的主要模式。过去一年世界范围内几场主要军事冲突,无不带有鲜明的混合战争印记。
与传统大规模常规战争和小规模非常规战争不同,混合战争是一种大杂烩式的战争形态。在这种战争形态下,战与和的界限更加模糊,表现形式更加多样,作战样式更加融合。总的来说,2017年的几场混合战争具有三个共同特征:
其一,作战力量多元混杂。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参战力量既有叙利亚和伊拉克政府军,又有美军、俄军这样的大国军队;既有教派民兵,又有部落武装;既有分裂势力,又有恐怖组织。这些参战力量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冲突中扮演不同的角色。特别是形形色色的非国家行为体,成员成分复杂、装备高低混搭,行为方式与国家行为体截然不同,根本不按传统的战争规则出牌,甚至不接受国际准则的约束,因此极难应对。
其二,作战样式高度融合。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围绕重要城市和北部边界地区发生了一系列交战,其中既有山地攻防、空袭与反空袭这样的常规作战,也有跨境游击战、海上伏击战这样的非正规作战,甚至包括针对沙特境内油田、机场等民用目标发动的导弹恐袭战。截至目前,胡塞武装与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依然处于混战状态。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国际反恐联盟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缠斗更加激烈。从乡村地道战到城市攻坚战,从反恐作战到反暴乱行动,从心理战到舆论战,各种常规和非正规作战相互交织、同时出现。特别是摩苏尔战役,融合了虚拟和现实两个战场,包括实体和观念两场战役。其中,实体之战发生在摩苏尔的大街小巷和高矮楼房,钢铁和炸药唱主角,彼此追求对方的物理摧毁;观念之战发生在脸谱、推特等社交媒体,不断刺激交战双方官兵以及摩苏尔居民的大脑皮层,重在攻心夺志。 其三,战争手段多样混合。2017年8月美国出台阿富汗新战略后,一边通过增兵强化军事打击,一边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系列新举措。政治上,加强与塔利班的接触,积极促成阿富汗政府与塔利班的政治和解;经济上,瞄准塔利班每年2至4亿美元的毒品收入,加强对塔利班毒品工厂的系统性打击;外交上,要求北约盟友加强对美国的兵力和资金支持,持续向巴基斯坦施压,鼓励印度在阿富汗发挥更大作用。与此同时,美国还公开废除撤军时间表,通过各种媒体表明“不达目的不收兵”的决心。
非对称战法广泛运用
所谓非对称性作战,就是以己之长击彼之短,做到制人而不受制于人,实现作战效益最大化。作为一种军事思维,非对称性作战并非强者的专利,既可以是强军击败弱旅的最佳选择,也可以成为弱旅抗衡强敌的有效手段。过去一年,在也门、伊拉克、阿富汗等主要战场,非对称性战法得到广泛运用。
在也门,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充分发挥海空优势,依靠空中力量对胡塞武装的指挥所、弹药库等重要目標实施精确轰炸,同时出动海军封锁也门沿海各港口。与此同时,胡塞武装针锋相对地采取了一系列非对称性战法,例如派遣小股力量频繁发动越境袭击,消耗对手有生力量;使用反舰导弹伏击沙特海军,击沉击伤多艘沙特军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沙特腹地重要军事和经济目标,制造安全和经济恐慌。特别是2017年11月以来,胡塞武装多次针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动导弹袭击,极大地震动了沙特朝野。
在伊拉克,为确保收复摩苏尔,伊政府军集结10余万大军对摩苏尔形成合围之势,双方兵力对比超过10∶1。另外,伊政府军还得到美、澳、加等9国空军支援,进攻发起头3天,联军飞机每8分钟投下1枚精确制导炸弹,保证了攻城部队在城市外围的快速推进。作为防守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也不甘示弱,如依托复杂的地下坑道体系开展地道战,利用城区有利地形组织伏击战,等等。此外,极端分子还广泛发动自杀式袭击。按照伊军指挥官阿卜杜尔·阿拉少将的说法,在整个摩苏尔战役中,极端分子共使用了400多人肉炸弹和1200多辆汽车炸弹,极大延缓了作战进程。
在阿富汗,美军继续依靠空中力量打击塔利班武装和“伊斯兰国”组织阿富汗分支。美军2017年4月使用了号称“炸弹之母”的GBU-43/B大型空爆炸弹,摧毁了“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地下藏身所;8月以来,陆续从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抽调F-16等战机支援阿富汗战争;11月,出动了最先进的F-22战机执行空袭任务。特别是阿富汗新战略出台后,美军明显提高了空袭强度,9月份投放炸弹751枚,是2010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当前,美军正在总结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战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成功经验,意图将其应用到阿富汗战场。
(摘自2017年12月21日《解放军报》。作者单位:陆军指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