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稳定阶段时，在国有资产逐渐退出竞争性行业领域、以及逐步向民营资本和外资开放某些产业领域的过程中，控制权市场的作用正日益被重视和探讨。但目前我国控制权市场仍明显具有初级阶段的特征，我国企业在资本运营以及财务运作能力等方面均有一定欠缺，对专业机构依靠程度低，政府对于某些行业领域的并购仍起主导作用。从全球并购市场看，我国企业并购的成功率也并不高。近年来随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不断涌现出各类企业并购重组的财务黑洞、管理漏洞、操作失误等各类欺诈和犯罪行为，其手法各异但都性质恶劣且严重危害社会经济生活，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高度关注。因而，在我国经济金融改革的攻坚阶段和控制权市场发展的关键阶段，应高度关注我国控制权市场低效率的原因，深入研究控制权市场财务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诱因和背景，思考与之博弈的有效对策，从而切实提高我国控制权市场的效率。 本文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企业财务治理与控制权市场制度结构相结合，研究我国控制权市场财务欺诈的理论根源、经济背景、市场环境、成本收益和影响范围等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及市场和会计方法的检验，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控制权市场的独特现象，即：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追求不同的利益以及利益在购并主体之间的不均衡配置结构推动了我国企业活跃的控制权转移行为，但同时我国控制权市场又显著具有低效率的特征。本文在篇章布局上分为六章： 本文第一章，梳理了关于控制权市场财务欺诈相关问题的理论文献。 本文第二章，从财务管理相关理论角度对控制权市场财务欺诈的根源进行追溯，主要观点是：产权与财权的相互制衡关系影响控制权市场的交易成本，滋生财务欺诈行为；会计与财务产权博弈和价值管理的本质与发展趋向，从本质上解释了企业控制权市场财务欺诈产生的原因；控制权转移过程中财务治理结构不合理或失衡是导致财务欺诈的重要原因；既定财务管理目标下的财务风险将导致控制权转移过程中利益相关者权益不能协调一致，从而诱发财务欺诈行为；控制权转移过程中财务管理环境如果不能与财务管理的主体、目标和模式相适应，则会诱发财务欺诈行为。 本文第三章，分析我国控制权市场财务欺诈的特殊市场环境，认为影响控制权市场效率的主要因素是：政府多层次和交叉的审批环节；信用缺失的社会环境和商业氛围；缺乏市场化的职业经理机制；不规范的产权交易市场；并购领域的某些法律法规不完善、不健全和缺乏可操作性；企业并购缺乏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和多层次的金融支持等等。 本章中还分析了企业治理结构对控制权市场财务欺诈的影响；分析了我国现行控制权市场监管体制(特别是分业监管)和监管制度的缺陷(特别是会计制度规范)对财务欺诈的影响。 本文第四章，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财务欺诈对控制权市场效率的影响。从成本收益角度分析的主要观点是：控制权转移收益是对未来收益预测的贴现，分为“控制权的共享收益”和“控制权的私人收益”；控制权转移的成本包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后续成本和机会成本。当出现控制权转让的收益巨大或是转让的成本大于收益的异常情况时，企业可能实施财务欺诈等操纵手段达到利益目标。财务欺诈的收益主要反映在企业通过创造性会计、财务舞弊等手段任意操纵经营状况和财务成果所可能谋得的各种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其他利益；财务欺诈的成本是从事上述活动所需要承担的物资和精神耗费。主要包括直接造假成本、受法律惩罚的成本、受舆论批评的成本和受良心谴责的成本。当企业控制权转移财务欺诈的收益远大于成本时，企业实施财务欺诈等操纵手段达到利益目标的可能性很大。 从我国控制权市场供求关系的角度分析：认为我国控制权市场开放程度不高，市场供求信息不充分、不准确和不及时，特别是由于企业操纵市场的财务欺诈行为使实质性信息未能充分披露时，交易双方在博弈的过程中没有处于平等地位，会导致交易偏离公开和公正的原则，使控制权转让的价值规律未能真正发挥作用。我国目前投机性并购居多和控制权非正常溢价的现象，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控制权市场供求关系的不均衡。 从我国控制权市场财务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分析：认为我国企业缺乏主动提高会计信息质量标准并保证符合其要求的内在动力。且我国对控制权市场预测性财务信息的生成方法、内容、表达方式、时间跨度、提供者的责任等尚无规范完善的具体规定，这也为财务欺诈等行为提供了空间和机会。本文通过比较并购过程中低质量甚至虚假财务信息披露前后的企业估值函数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并购过程中财务信息的质量风险。 从我国企业并购财务方式的角度分析：认为并购中任何复杂的财务决策和财务方式，归根结底，均以并购过程中一系列可控权利为基础来获得财务支持，即对实物资产、未来可获利润及经营管理的最终要求权。脱离这一基础的并购行为，难免会有非理性的目标和措施，可能存在财务欺诈等操纵市场的非理性行为。 本文第五章，通过深入分析我国控制权市场财务欺诈的典型案例，研究我国控制权市场财务欺诈的独特性。主要分析了四个典型案例：被收购方实施财务欺诈，降低并购价值的反常现象；以MBO方式进行暗箱操作，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民营企业公然造假以犯罪方式控制国有资产，以获取融资渠道和其他利益的现象；通过虚假重组获取上市公司控制权，疯狂掏空上市公司的特别现象。 案例分析的主要结论是：我国控制权市场财务欺诈经常表现为合谋：政府与目标企业、主并企业合谋；中介服务机构与目标企业、政府合谋；目标企业与主并企业合谋。 我国控制权市场财务欺诈的目的特殊：主要有行政性目的、投机性目的和获取控制权非正常溢价的目的。 我国特殊的经济背景和社会背景一定程度上诱发了控制权市场的财务欺诈：某些地方政府脱离区域经济发展平台和企业实际经营情况，盲目推进国有企业退出计划，使国有资产通过各种渠道严重流失；在国有企业尚未真正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的情况下，控制权转移过程中难免出现失控的局面和各类违法违规的现象；社会信用环境的不完善和个人信用意识淡薄，使企业控制权市场更容易出现各类欺诈甚至是犯罪行为；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在变革中调整不到位，滋生腐败的制度空当，会纵容各类违法违规的投机性并购；面对控制权市场不断变化的经济金融环境，民营企业要从狭小生存空间里实现突围，难免会采取激进甚至是冒险的手段来达到目的；由于缺乏高效有序的并购市场环境，使上市公司并购投机性更强，许多企业不择手段获取非正常的控制权溢价。 本文第六章，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总结出我国控制权市场财务欺诈的阶段性特征和常用手段：在中央政府主导型并购市场阶段，财务欺诈一般呈现出形式和手法单一的特征；在地方政府主导型并购阶段，财务欺诈呈现出形式和手法各异、财务信息严重失真的特征；在企业主导型并购市场阶段，财务欺诈呈现出形式和手法更加隐蔽，影响后果更严重的特征。 现阶段我国控制权市场的财务欺诈在决策阶段呈现涉及面窄和隐秘程度高的特征；而在实施阶段却并不是非常隐蔽和合理，由于缺乏应有的警觉和监督，事后很容易判断和揭发出来。同时，目前我国控制权市场的财务欺诈还不具备动态调整的特征，在决策和实施过程中一般考虑的是短期利益，不能预测和适应并购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其他方面的变化。 我国控制权市场主要的财务欺诈手段有：利用非经常损益来粉饰业绩；利用会计政策变更、会计估计变更和会计差错更正等手段来操控利润；利用虚假包装、关联交易或报表性重组调控业绩；利用合并会计报表任意处理并表问题；利用现行会计政策和制度的模糊点、空白点进行技术处理和违反法律的犯罪行为。 最后，对如何治理我国控制权市场的财务欺诈进行了思考：在我国控制权市场从政府主导型向企业主导型过渡阶段，如何处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日益完善和严格的会计准则和制度，是否能有效抑制控制权市场的财务欺诈；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能否从成本收益角度思考治理控制权市场财务欺诈的对策。文章的最后沿着两条基本思路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即：降低控制权转移的非正常收益和非正常成本，以及降低控制权转移财务欺诈的非正常收益和提高财务欺诈的常规成本。 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选题有一定的新颖性、研究视角的独特性、研究角度的多样性和实证分析的部分成果。目前我国理论界对于企业并购的研究成果颇多，会计领域对于财务欺诈的原因及手段也有探讨，但关于并购市场的财务欺诈问题则少有涉及。本文作者基于对财务欺诈现象的关注以及多年的投资银行从业经验，研究日益受到重视的控制权市场的财务欺诈现象，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与以往立足于市场的宏观研究视角不同，本文将微观企业财务治理和控制权市场的制度结构有机结合，研究控制权市场财务欺诈现象的根源、环境、本质、影响及治理措施。在研究角度上，本文从成本收益角度、供求关系角度、财务信息不对称角度和并购财务方式的角度审视财务欺诈的诱因、实质和危害程度，有利于从多角度深入研究财务欺诈对我国控制权市场效率的影响。本文实证部分的四类案例皆具典型代表性，能反映现阶段我国控制权市场欺诈行为的独特性。实证分析认为：我国并购市场显著存在“非市场因素下的价值转移与再分配”的现象。本文在理论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如何有效治理控制权市场的财务欺诈现象进行了一些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