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7月,韩人在万宝山非法租种稻田,挖掘当地农民熟地的水稻,引发了与当地农民之间的冲突,日方军警派兵保护韩人,致使冲突加剧,是为“万宝山事件”。后日方在韩造谣,称“朝鲜人在万宝山被害数百名”,引发朝鲜大规模的排华事件,华侨死伤惨重,引起国内民众的强烈抗议。全国各地民众、组织聚众抗议,声讨日本的罪行。上海地区表现尤其活跃,1931年7月13日,上海各界代表500余人在市商会召开反日援侨大会,决议成立上海市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反日援侨委员会在“万鲜案件”背景下成立,故其宗旨有两个:其一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借机掀起的排华风潮,其二是援助朝鲜受难华侨。反日会采取的主要活动形式是抵制日货和募集救济金,委员会制订了一系列详细的组织章程和职员服务规则、处置日货的步骤与方法,使得机构有条不紊地开展抵货运动。反日会是由商会为主要代表,在各方力量推动下形成的对日经济组织。商界人士如虞洽卿、王晓籁等在组织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市商会的主要成员在与反日会的合作中出现了分歧。另一方面,反日会的主要成员大都来自市党部,或者与市党部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在日后的抵货进程中出现矛盾。8月12日,受苏州河抵货事件影响,反日会内部发生分化。商界王晓籁、虞洽卿等纷纷退出反日会,加上江淮大水的影响,反日会渐渐停止了抵货活动。但不久,随着国内抗战局势的到来而发生改变。“九·一八”事件爆发,民众情绪高涨,反日会一扫之前的消极态势。9月22日,共有5000余人800多名团体参加反日援侨委员会,并通过一系列决议,决议正式将反日援侨委员会更名为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抗日救国会的成员和组织机构发生变化,但救国会的权力依然掌握在市党部手中。对日绝交行动包括如何处置日货、因抵制日货而引起的原料必需品的购买等都有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和执行,各行业、领域都加入到抵货运动的进程中。此外,抗日救国义勇军应运而生,积极地配合抗日运动。随着反日运动在后期的展开,市商会与救国会就封存日货等意见的不一致,再加上市党部对抵货运动商人的严酷打压甚至摧残,贪污腐败现象频频上报被揭发,抗日救国会在市党部的领导下逐渐涣散。后期,因国内政治分裂和冲突,救国会抵货运动陷入低潮。1932年1月16日,日本僧侣后藤芳平等五人在引翔港三友实业社工厂门前寻衅,与该厂工人发生冲突,其中有三名日僧被殴伤。日方蓄意将罪责嫁祸给中国工人,日总领事村井就日僧被殴事件向上海市市长提出书面抗议和四项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取缔上海的抗日活动,尤其是取缔抗日救国会。迫于日方的武力压力,1月28日,上海市政府正式宣布取缔救国会。1931年7月成立到1932年1月被正式取缔的抗日救国会在抵货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万鲜案件和1931年9月日本侵占东三省为爆发点,国民党新政权牢牢控制各种社会组织和抵制洋货运动,将社会上自发组织的反抗示威活动改造成一把双刃剑,既用来反对帝国主义,又反对资产阶级本身,救国会最终沦为国家进行地方控制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