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唐与奚、契丹“两蕃”的互动关系为中心,探讨唐代幽营地域的族群活动与政治进程。具体来说,本研究关注营州大族在族群交往中的作用,开天之际唐与奚、契丹“两蕃”的和战,奚人的族群分化,唐后期东北防线的伸缩及唐五代爵制体系对辽代制度的影响等。第一章以新见昌黎孙氏家族墓志为中心,指出昌黎孙氏是一个世居营州的地方大族。以昌黎孙氏为代表的营州大族曾长期作为中原王朝与东北诸族沟通的“中间人”。隋末唐初出现的契丹孙氏与昌黎孙氏关系密切。其汉姓“孙”氏,可能源自对昌黎孙氏的攀附。昌黎孙氏的家族成员,广泛参与了唐代羁縻府州的治理。对幽营地区的内附羁縻州来说,唐廷虽在表面上维持了以部族酋长为都督、刺史的惯例,但在日常行政中却逐步架空了他们的权力。唐代中期以后,幽营地区的内附羁縻州已经徒具虚名了。第二章以开元十八年爆发的可突于之乱为研究对象,讨论唐与契丹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本文提出,契丹衙官是契丹首长亲军的指挥者。可突于作为契丹衙官,长期掌控契丹军权,因而获得了左右契丹政局的能力。可突于之乱的爆发,可能源自契丹内部的政治斗争。可突于为了终止大贺氏对契丹部落联盟长的垄断,选择了借力突厥。而唐廷之所以与可突于长期冲突,则是为了重新赢得对奚、契丹“两蕃”的控制权。开元二十二年秋冬之际,东北亚国际局势发生了不利于可突于的巨大变化。这是张守硅北伐获胜和可突于被杀的重要背景。然而,可突于之乱的结束,未能终结唐代东北边境的动荡。从可突于之乱开始,唐廷更加倾向于使用武力手段压制“两蕃”。可突于之乱,成为唐代东北边境由稳定走向动荡的转捩点。第三章以归义都督府的兴废为线索,主要关注唐与奚人的互动关系及唐代奚人的组织分化。归义都督府是唐为李诗所部奚人设置的一个羁縻都督府。开元二十年李诗的降唐,表明奚人由此分裂成了两大支系。一支在李诗率领下内徙幽州,成为归义都督府的民众。另一支则仍然留驻塞外故地,至开元二十二年秋冬之际始归顺唐廷。塞外奚人的首领,即与“归义王”李诗同时并立的“归诚王”李归国。李诗的继承者,是其嫡子、安禄山之婿李献诚。而号称李诗之子的李延宠,则更可能是李归国的继承人。从开元末年开始,塞外的奚人与唐的东北边防军,亦即后来的安史集团进行了长期的对抗。与之相反,来自归义都督府的奚人广泛进入安史集团,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史之乱结束后,许多原隶安史集团的奚人融入到李宝臣所建立的成德军政集团中。李宝臣一族虽然并非出自归义都督府,但他自少年时代起,就与归义都督府的民众交往密切。李宝臣的特殊经历,使他在婚、宦两方面,都对出身归义都督府的将吏给予了特别的重视。第四章以唐后期营州故地的归属问题为中心,试图揭示藩镇割据时代唐与“两蕃”关系的起伏变化。本文认为,永泰元年平州柳城军的设置,标志着唐廷主动撤回了在营州故地的驻军。此后,营州都督改由平州刺史兼任。种种迹象表明,唐廷可能从此放弃了对营州故地的控制。《辽史·地理志》关于唐后期营州故地曾为奚人占据的说法,恐非杜撰。阿保机平奚以后,契丹从奚人手中夺取了营州旧地的控制权,并重新设置了霸州。而唐末重现史籍的营州,可能并非位于唐前期的营州旧地,而是侨置在平州境内。文末的附考,以辽宁朝阳地区出土的制作年代最晚的唐志——《杨涛墓志》为中心,讨论了营州民众面对安史集团时的复杂心态。最后,附论部分以王爵体系为例,讨论了唐五代时期的政治制度对契丹辽朝制度建设的影响。相对于唐代的制度规定,唐末五代时期的爵制体系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扩大王爵的授予范围,向异姓功臣开放王爵,通过区分封号的级别在王爵内部进行进一步分层,引入原本作为外夷首领专称的“国王”作为最高爵位等。而契丹辽朝王爵体系的基础,与其说是唐制,不如说是唐末五代时期爵制体系的新貌。总之,本文试图通过对唐与奚、契丹“两蕃”互动关系的考察,揭示唐代幽营地域的族群流动与政治进程,进而描绘公元10世纪以后东北边境族群得以勃兴的背景图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