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决定了发展的速度、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如何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以往研究表明创新投入和产出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创新的效率不仅取决于不同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也受制于一系列社会、经济环境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强调互惠互利以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社会资本能够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产生促进作用。然而,近年来部分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社会资本对区域创新乃至经济增长不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如Fulkerson和Thompson(2010)所言,作为一种理论工具,社会资本的研究还处于“前范式阶段(pre-paradigm)”。还没有形成科学共同体,没有公认的范式并存在诸多争议。因此关于社会资本与区域创新的关系,学术界还没有形成共识。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对社会资本及其与区域创新产出的关系进行探讨,以厘清既有研究中存在的争议。具体包含如下研究问题:第一、什么是社会资本,该如何界定社会资本的内涵和性质,如何衡量区域社会资本?二、社会资本影响创新产出的途径及其作用机制是什么,是否存在外在因素影响社会资本发挥效用?三、社会资本是个多维度概念。每个维度对创新效率的提升是否存在区别?这种差异性是否还体现在不同创新主体上?基于此,本文首先进行了文献的回顾与述评。不同于以往研究,文献综述的重点以哲学中的因果论为基础,提出造成以往实证结果存在分歧的三点原因。一是缺乏可靠的测量指标;二是对内生性问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第三是因果关系作用机制阐述不清,导致模型和控制变量的选择存在偏差。因此,本文以Meta-study方法梳理相关文献,确立了包含多个指标的社会资本测量指标体系,避免单一指标带来的误差;并基于进化博弈理论分析了影响社会资本的长期因素,从而寻找合适的工具变量来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最后通过构建能够反映创新动态发展过程的系统性理论框架,确立了社会资本影响创新产出的两阶段理论模型。由于我国目前缺乏相关统计指标,实证阶段本文以欧盟国家为研究对象,运用包含Moran I指数、单位根检验、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动态面板、Bootstrap等一系列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指出,社会资本的分布具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因此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地理环境以及历史文化有关。可以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变量。同时社会资本的众多元素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包含信任、价值观、包容等情感要素的认知型社会资本和包含社会交往和政治参与的结构型社会资本。认知型社会资本不仅影响创新投入转化为创新产出的效率,还影响创新产出实现经济价值的效率。而结构型社会资本中对区域创新产出影响不显著。通过将创新主体进一步分类,进而发现认知型社会资本企业创新有正面影响,但对高校创新产出影响不显著。而结构型社会资本只对高校创新产出有正面影响。充分说明社会资本不同元素对区域不同创新主体的影响是非均衡的。而社会资本对创新产出的作用,主要通过加强人力资本、技术溢出以及制度绩效这几个中介因素来实现。通过对比分析,本文最后从社会资本视角提出了促进国家创新能力的政策建议:包括建立推荐人制度提高劳动力的流动和匹配效率;建立企业信息分享平台,加强人力资源的再开发;成立创新联盟,强化不同创新主体的协调合作;加强科教人员与青少年的交流互动,以培育创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