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中外文化大交流的时代。期间,各种外来宗教都得到了大规模发展,胡僧来华也成了一道亮丽风景。随着社会影响力逐步扩大,他们不仅被写入历史文献和宗教典籍之中,而且还走进了唐小说家的视野,成为一种创作题材。论文主要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理论探讨《太平广记》中的胡僧形象,同时借助民俗学等相关理论进行阐释。《太平广记》辑录了唐代胡僧故事42则,成为研究当时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宝贵资料。唐代,在和谐的政治经济环境、博大精深的宗教文明和官方派遣三重因素推动下,胡僧纷纷来华。同时这个活跃的群体开展了辩论斗术、干涉朝政和大展玄术等引人注目的活动;鉴于作者身份有其丰富性和复杂性特点,论文从故事类型学视角出发将《太平广记》中的胡僧形象划分为貌怪行异型、解民倒悬型等五种类型;在唐朝对外开放具有开放性和封闭性特点的背景下,《太平广记》中的胡僧形象置于被“美化”与“丑化”的矛盾命运之上,“美化”的形象源于中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丑化”的形象则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进行排斥和斗争的结果。通过对小说中的胡僧形象进行解读和重构,我们发现,笔记小说作者对同一异域人物运用不同的塑造手法,建构出两种类型的文化形象,这种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两级张力手法所塑造的胡僧形象彼此牵制又不过分崇拜与歪曲,折射出当时唐代社会的文化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