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成为了发展中国家崛起的千载良机,但同时也加剧了全球分配的不正义: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资源存量先天不均的效应放大,生态环境治理负担不公平、数字鸿沟日益加深。近年来,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又横空出世。逆全球化趋势使全球分配正义雪上加霜。面对全球分配的不正义问题,新自由主义者、可持续发展论者、生态主义者以及一些左翼人士都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但这些方案都不足以解决问题,有的甚至是南辕北辙。从理论上说,实现全球分配正义必须具备四个条件。第一,需要确立一种起“组织和构造”作用的关于国际社会的基本理念,即国际社会是一个风险-利益共同体的共识;第二,需要为全球分配正义找到一种合理理念,这个理念就是共赢;第三,需要包含一个有效的实现利益分配的机制,即平等、开放、包容的世界市场;第四,需要有一条可行的路径,即和平、对话、合作。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构想。这一构想实质上是实现全球分配正义的中国方案。习近平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生态五个领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五位一体”的内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机制和路径。习近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应对全球危机和挑战为基本导向,以实现全球分配正义为内在价值,并且显示了其中国性和世界性的统一。这一理念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是应对全球风险、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利益、消除国家和人民间分配不公的全球治理之道。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实现全球分配正义的最现实的出路,它满足全球分配正义的条件。它确认当今世界是一个风险-利益共同体,为实现全球分配正义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共同体观念;它包含的合作共赢理念,承认了每个人的利益都是重要的,因此是具有最大公约数的共识;它提出的平等、开放、包容的世界大市场概念为实现全球分配正义提供了有效机制;它倡导和平、对话与合作,也为实现全球分配正义提供了切实的路径。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的科学性不仅体现在其公平性、可行性上,而且体现在它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和分配正义理论依据上。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学说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方法论基础;马克思的世界历史(全球化)思想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提供了具体指南;而马克思思想体系中所具有的丰富的分配正义思想,为它提供了价值观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分配正义命题的时代化和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