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明清时期湘黔交界雪峰山和武陵山区之间的沅水流域为研究区域,以经济开发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考察流域内的农业开发、工商业发展以及相关的社会变迁,在此基础上,探讨多民族杂居山区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开发之得失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绪论首先介绍了沅水流域的自然地理和明清时期的政区地理,然后叙述了沅水流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背景和现状,提出本文所拟探讨的问题和研究思路。正文共分为五章展开论述。第一章考察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劳动力资源的调配和开发是地区经济开发的基本方面。首先概述了明代以前的人口概况,沅水流域在元代以前的各时期中已经接纳了大量的北方人口,为明清时期的经济开发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明初开设贵州后,僻处湖广西南及贵州东部的沅水流域,成为湖广连接云贵的最重要通道。明代湖广的大开发与滇黔的大开发,包括大规模的军屯等移民运动,促进了夹处其间的沅水流域的户口增长,流域内的人口从明初的数十万增至后期的大约二百万,经济开发进程也因此得到空前的推进。清代,沅水流域的人口规模从乾隆中叶的四百多万增至清末的六百多万,大规模的外来人口集聚落居和普遍的人口流动,使沅水流域经济开发进入高潮。第二章论述沅水流域的农业开发。农业开发是流域经济的发展基础。明代以前,沅水流域的农业处于粗放阶段。从明代实行军屯开始,流域内的农业开始走上与中原农业接轨的道路。本章重点考察了流域内的土地开垦历程及其成效,水利建设的成绩及其演进过程。然后对流域内的作物种植包括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进行描述和分析。研究表明,明代的土地开垦集中于沅水流域的平原、河谷、盆地、低山和丘陵,成效相对有限。清代,在垦复明代田地的基础上,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持久的垦地运动,导致沅水流域土地利用率几乎达到极限。明代的水利建设仅在少数地方取得成效,清代才是水利建设规模最大的时期,达到了传统技术条件下山区水利建设的高峰,为农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也积累了不少经验。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的作物种植经历了从推广稻作到推广玉米、甘薯的主要过程,也延续了传统杂粮作物的种植。稻作是沅水流域耕地利用的最主要方式,但水利建设困难重重,而杂粮种植过于粗放,玉米、甘薯的种植只是缓解了民食紧张问题。在经济作物和经济林特产的种植和经营方面,主要是桐茶油、木材以及蜡等少数几种产品得到较大规模的开发利用,获得了相应的经济效益,不少地区居民的收入因此增加,然而对山区资源的掠夺性开采日益严重,生态环境也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总之,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的农业资源开发规模较大,但并不平衡,结构失当,商品化层次低,不少地方未能解决民食问题。第三章讨论了流域内的工商业发展情况。手工业的发展是社会分工的基础,沅水流域的手工业水平直接关系到农业和商业的发展。明代以前,沅水流域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很落后。明代,手工业和商业才有较明显的发展。通过对主要手工业行业比如纺织业、矿冶业、榨油业、木材加工及相关行业发展的考察,反映出外来工匠的贡献很大,产品实现了一定的商品化。清代,沅水流域进而成为全国性市场体系的一部分,来自省内外各地的众多客商在沅水流域的经商活动相当活跃,为流域内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的资本,使流域开发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流域内的城乡市场普遍发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市场体系。第四章考察了流域内的社会变迁。日益扩大的经济开发必然对流域内的社会产生重大影响,要充分理解经济开发的成效,就有必要考察区域社会变迁的性质、方向和速度。本章从宗族、士绅、族群关系、物质生活等方面展开探讨。结果表明,在经济开发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流域内宗族发展不是很普遍,明代主要限于下游地区,至清代中叶才逐渐向中上游地区普及。士绅阶层的力量薄弱,在地方事务中作用有限。族群冲突频繁,影响了区域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善缓慢。第五章探讨了流域内社会经济的区域差异。由于面积广大,地形复杂,水系分布不均衡,土地肥瘠和生态环境变化不一,明清王朝对汉族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政策不同,人口和民族分布状况有别等多种因素,沅水流域内部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变迁进程存在明显差异。不仅各经济因素的区域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各不相同,而且县域内部的经济与社会差异也明显存在。结语部分对沅水流域的人口发展、社会变迁与农业开发、手工业发展以及商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系统表述,既强调了自然条件以外影响经济开发的重要社会因素,又探讨了经济开发进程对于社会变迁的促进和制约作用。总结出流域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特点及其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