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在的合同法是在整合了原有的三大合同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于一九九九年开始实施。这部合同法继受了英美法和大陆法中的有关合同法的先进立法经验，如规定了不安抗辩权、预期违约制度以及根本违约等先进制度。这些制度一方面完善了我的合同法制度，另一方面又很好地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相吻合相衔接。但是，我国合同立法仍然存在不够完善和合理之处，在合同解除方面，有关解除条件、合同解除权、行使程序、合同解除的效力以及损害赔偿等规定都存在着可置疑之处。本文拟立足于我国现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在比较研究他国与国际条约的立法经验与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对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合同解除的溯及力、以及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等问题逐个予以研究，并对我国现有合同解除制度之利弊进行评析，就完善我国合同解除制度之立法提出自己的个人见解。本文分三个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合同解除的基本原理。该部分又分为合同解除的概念和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两部分。对合同解除的概念，学者理解的角度不一，因此也就存在很大的争议。通过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对合同解除的概念比较并结合我国法学界对合同解除的理解，本文认为，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具备合同解除条件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使合同关系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的一种行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约定解除与法定解除的内涵与外延，并对约定解除权与法定解除进行比较。对法定解除的条件，从我国的法学教科书的定义出发，结合我国《合同法》第94条规定的几种情形对各种违约形态中的合同解除进行了分述。第二部分我国现有合同解除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本部分从合同解除的解除权行使程序问题、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问题、合同解除后的效力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范围问题四个方面进行阐述。对合同解除的解除权行使程序问题，结合我国《合同法》第68条、69条的规定，对法定解除权的行使程序的具体情形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合同法将合同解除与清偿、抵销、提存、免除、混同共同作为合同权利义务关系终止的一项重要原因，这种笼而统之的“解除”造成了合同效力的消灭是否具有溯及力的不确定性。在解除的意思通知程序上，司法实践中对我国《合同法》第96条第1款规定的理解与适用存在争议，即解除的意思通知是否为必经程序，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未经通知，直接诉讼法院，法院能否直接判决解除合同?认识上与做法上没有一致性。在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时间限制上，我国现行《合同法》第95条条虽然规定了合同解除权的存续期间，但未进一步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予以明确限定，致使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关系处于不稳定状态，对合同交易安全秩序产生不利影响。第二方面通过概念比较和分析，发现我国合同法定解除条件的五种情形中，没有将情事变更作为合同法定解除的条件，致使生活中类似现象却得不到公平的矫正。关于预期违约制度，我国《合同法》规定的判断标准过于简单、抽象，容易造成司法的混乱。关于迟延履行，我国《合同法》规定“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但法律并未规定催告的宽限期。第三方面通过国外立法，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的立法例及学说对合同解除后溯及力的规定比较后发现我国立法对此没有明确的态度。第四个方面通过对大陆法系国家对损失的概念和内涵的分析和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确定债务不履行损害赔偿范围的限制原则的比较，并结合我《民法》第115条和《合同法》第97条之规定发现我国采用的是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并存的立法例，这使合同解除后损害赔偿的定性变得更加难以确定。第三部分关于我国合同解除制度的立法完善。该部分是针对我国合同解除中的问题提出的一些立法建议。第一方面是建议明确解除权的行使时间限制，主张类推适用最高院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第2款的规定，这有助于在司法实践中对“合理期限”的适用。第二方面是合同法定解除条件的立法完善，建议发展情事变更原则，对预期违约条款进行改造。对不安抗辩权进行必要的拓展。在迟延履行的场合，建议《合同法》删去“经催告”条件的限制，使当事人更及时、有效的行使合同解除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三方面是建议对合同解除有溯及力作出明确规定，我国立法应对合同解除与合同终止这两个法律概念各自的适用条件和适用后果做出规定。第四方面是进一步扩大损害赔偿的范围，合同因违约解除后原则上可以赔偿可得利益的损失。因为合同解除作为一种补救措施，目的在于补救合同履行正常情况下的履行利益，是对方完全可以预见的，没有加重违约方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