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流动性问题不仅是社会讨论的焦点,也是经济学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议题,尤其是代际流动性的决定机制问题。而代际流动性的决定机制中,家庭背景对子女早期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这一早期决定机制尤为重要。本文结合经典的代际流动性理论和近期发展的新人力资本发展理论分析框架,在对我国的代际流动性进行测度的基础上,提出了代际流动早期决定的理论框架,并从实证上研究了家庭背景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子代早期人力资本的发展。同时,本文从家庭对子代人力资本投资(物质投资和时间投资)的角度研究了子代早期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为理解代际流动性的早期决定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具体来看,本文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如下:第一,本文使用多套具有代表性的数据以及较新的估计方法对我国代际流动性程度和变化趋势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这是本文研究的背景和基础。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从时间趋势看,自1989年到2011年,我国代际收入弹性有微弱的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变化幅度不大,整体代际收入弹性为0.4左右,代际收入流动性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其次,代际教育流动性随时间推移而降低,代际教育弹性在0.5左右。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不论是收入层面还是教育层面,我国的代际流动性在不同性别之间、不同子代教育程度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均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第二,本文在控制家庭收入及职业地位的前提下,利用1986年九年义务教育法的实施构建工具变量研究了家庭教育背景对子女早期人力资本发展的因果效应,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父母的教育水平对子女早期(10-15岁)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母亲教育每提高一年会导致子女认知能力提高0.098个标准差,会使得子女非认知能力提高0.102个标准差。其次,初步的机制分析表明母亲个人能力发展、子女数量与质量的替代、婚姻匹配以及子女初始禀赋等可以部分解释父母教育对子女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第三,父母教育水平通过子女早期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影响了子女的升学期望和实际辍学率。本部分研究表明家庭教育背景确实对子女的人力资本发展有着较大的代际影响效应,为理解代际流动性的早期决定提供了证据。第三,本文综合运用工具变量估计、累计附加值模型和结构方程估计等方法,主要从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研究了家庭教育背景对子女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机制,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二。主要结论为:首先,父母教育水平提高显著增加了家庭对子女的物质和时间投资。其次,家庭对子女的物质和时间投资对子女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且时间投资对子女认知和非认知发展的长期影响更大。最后,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解释父母教育水平对子女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影响效应的30%左右,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早期人力资本发展的重要中介因素。本部分的研究表明,家庭教育背景不同所导致的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变化会影响子女早期的人力资本发展,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通过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得到了强化,进一步为代际流动性的早期决定机制提供了支撑。第四,本文利用基于RIF回归的分位数分解(FFL)方法对子代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发展差距进行分解,这是文章主体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拓展。主要研究结论为:高教育背景家庭和低教育背景家庭的子女在其认知能力发展差异方面,来自于个人特征、家庭财富等因素的禀赋差异效应几乎解释了全部的总体差距。另一方面,高教育背景家庭和低教育背景家庭的子女在其非认知能力发展差异,则部分被个人特征、家庭财富等因素的禀赋差异效应,部分被这些因素的回报差异效应所解释。进一步地,通过对不同群体之间人力资本发展差异的分解分析发现,家庭教育背景是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和城镇儿童的人力资本发展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本部分的研究表明家庭教育背景的差距导致了子女早期人力资本发展差距,为理解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提供了证据。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本文主要研究了家庭教育背景如何影响了子女的早期人力资本发展,为理解代际流动性的早期决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其次,本文将人力资本的内涵拓展至实际能力的维度,研究了家庭背景对子女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第三,本文综合考虑了家庭对子女的物质和时间投资,由此分析了子女早期人力资本发展的决定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