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近代体育思想传播和实践的影响,1930年至1935年间,中国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举行了三场全国性的运动大会。本文的研究主要建立在对中华民国时期主要体育期刊、报纸和杂志以及官方的运动大会报告的基础之上,以这三场运动大会为研究对象,从其发生的社会背景出发,从运动大会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这两方面探讨它们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全国运动大会的召开,一方面寄托了国家主义、国际化和性别平等的社会意义,另一方面,在运动大会上也体现了商业主义、消费主义的近代经济因素。　　 近代体育于晚清时期传入中国,并迅速在中国各大中小学校开展。体育活动之所以得到大力提倡,是因为在众多体育家们和政治家们眼中,它可以摆脱“东亚病夫”的耻辱,实现“体育救国”的希望。在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从30年代开始其内政外交的全新建设时,体育事业也成为其内政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得到重视。全国运动大会的举办便是其体育事业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1930年的四届全国运动大会在浙江杭州举行,为浙江新政和西湖博览会的一部分；1933年的五届全国运动大会于国庆日在民国首都南京举行,1935年的六届全国运动大会则在民国时期最繁华的大都市上海举行。运动大会的举办不仅仅在于提倡体育运动,同时被举办者赋予了众多的政治意义。如在中央政府名义下召集各省市以及华侨运动员参赛的运动会对于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象征意义,在来自西藏、青海等边疆省份和1933年和1935年已经沦为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的东北三省运动员入场参赛时这种象征意义达到了顶点。而全国运动大会对国民政府来说,也是一个向国际上展示中华民族崭新民族形象的绝佳舞台。同时,赛场上的女运动员也体现了五四以来倡导的“性别平等”的观念,并提倡了女子健美的现代审美观。　　 另一方面,运动大会的筹办和举行,也体现了商业主义、消费主义的近代经济因素。运动大会随着规模的不断扩大而耗费靡多,虽然名义上为中央政府举办,但中央政府在经济上无法支持全部费用。因此,历届全国运动大会都采取了政府主导与社会集资相结合的经营理念,利用了各种商业手段如广告、公债、商场租金等来吸取社会资金。而这一时期涌现出的巨大的媒体力量:报纸、无线电广播、杂志、摄像……也为运动大会的商业化,运动明星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工具。最后,30年代轰轰烈烈的“国货运动”之风也卷入赛场,运动大会支持国货广告和商家,同时商家也利用运动大会作为扩大宣传的工具。本文的目标便在于展示运动大会是怎样与这些社会意义和经济意义相联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