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科学”初现中国，发展到上世纪20年代，已经“坐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不过，后来约定俗成的所谓“科学”，其实是百多年来形形色色“科学”的积淀混合，不言而喻之下，还有当年各说各话的印迹。“科学”一词泛化为信仰，表明国人追求“科学”的心态甚至已不适应追究“科学”的来龙去脉。“科学”的生成衍化及其何以一路走来能够得步进步，理应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本文以时间为线，寻绎日本“科学”一词如何在自然科学与分科之学的基本含义上，经过摄取、取舍、叠加以及整合，最终生成中国“科学”概念的过程。　　 “科学”一词初入中国体现为二义：自然科学与分科之学。分别而言，两个意义对于晚清学人都不陌生，但极少同时体现在同一个词汇当中。“科学”的出现提供了一个以分科为特征的完整的西学形态，其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合形上形下之学为一炉，整个学术体系与生俱来地具有了进化性与参与竞争的合理性。“科学”体系经过日本的筛选与整理，更加显示出西学榜样的力量。　　 国人最初转向东学确是从日本的成功经验中看到了希望，在熟悉的自然科学与分科之学的意义上接引“科学”。1902年前后，越来越多的赴日学人逐渐意识到，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却又多元共存的日本“科学”似乎比“西学格致”更具魅力。在经过西学与汉学交汇杂糅之后，它不但呈现出时代性，也体现出与儒家传统的亲和力。西方的自由主义、国家主义，以及东方衍生的国粹主义都带着与“科学”的牵连呈现在中国人面前。于是，在日学人借鉴日本“科学”的不同面相，负载各自的政治理想，将形态各异的“科学”含义传达给故国。而日本式“科学”也在撕裂与整合中呈现出中国色彩。　　 新政时期，中国朝野一致地以日本教育作为汲取“科学”知识的管道，使得晚清新教育与日本“科学”紧密结合，从而泛化出“科学”新义——教科之“科学”。教育改革以“科学”的名义重新条理了中学，分科治学，演成体制。但在现实处境下，“培根”与“应时”成为两难选择，“科学”教育逐渐以普通教育为依托，呈现内容浅近化的趋势。概念生成体现了朝野各方“以日为师”方向上的同一性，但教育目的的分化，使得完备“科学”教育一方面成为清政府巩固政权的举措，同时也使得“科学”一词成为革命者进行暴力革命的护符。　　 在近代学术转型的过程中，“科学”的分科之义成为社会人士拆解一元化思想束缚的概念工具。分科之上“科学”意义的差异体现了他们构建新学体系的多元取向，以及不同的政治诉求。“科学”思想庞杂的梁启超，学术取径体现为调和中/西、新/旧。激进的留日学生全取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标准与方法，企图以新学祛旧学，以民主革命为最终鹄的。“复兴古学”者多怀抱民族革命的政治理想，一边为旧学争取“科学”地位，一边试图保存中学的独立精神。多数人试图在“科学”概念的范围内妥善安置中西学术，但又不自觉地重新陷入形上/形下的二元窠臼，那些局部的、片段的，相对的“科学”学术反而被搁置不论。主张“唯科学”论的无政府主义者更是将是“科学”高悬于意识形态，“科学”的学术属性被遮蔽。　　 分科改造后的中学与传统道德逐渐分离，在救亡图存的危难关头显得力不从心。新近输入的进化论学说虽然提供了强有力的竞争动力，但内含的不道德性又成为中国人全盘接受西方“科学”的思想阻隔。1904年前后，部分中国学人开始对传统道德与竞争哲学进行双向调适，在进化与守成之间求得平衡，试图寻找一条既“科学”又道德的进化之路。改造后的“科学”在学术领域被搁置于形下，在意识形态上保留了进化性，制约了竞争性。　　 民初的“科学”言说几乎是晚清以来各式各样“科学”含义的大汇演，“科学”进化与分化式的话语散落在思想学术的各个领域。从字面含义看，“科学”一词基本上替代了“格致学”以表达自然科学之义，含混的教科之“科学”已很少被人使用，但分科的教育形式却深深扎根于本土，国学研究的“科学性”即体现为研究方式的专门化，系统化，虽然仍旧缺乏一定之规以绳墨，寻求进化依然是概念运用的鹄的。　　 自晚清以至民初，以分科为基本特征的“科学”含义事实上已经深入人心，浸入脑海，惟有笼罩在头上的道德评判成为抹不去的阴影。欧战期间，在美学人超越了“科学”与道德的对立，将概念引入形而上的精神与方法，为国人呈现出一个整体性的，甚至可以完善道德的西方“科学”概念。整体性“科学”的出现为概念的推进开辟出新的向路，新一轮的来自“科学”精神与方法的涤荡即将在中国拉开序幕。